来源：中青在线 2017年8月15日
标题：这对夫妇做“慰安妇”口述史20余年，《二十二》幕后故事更感人
记者：沈杰群
中青在线北京8月15日电（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沈杰群）“今天上午有志愿者告诉我，一个市民希望下午一点半来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捐款，表达一点心意，请我们转交给那些幸存者。有很多人走进了影院，去关注这样一个群体，也有通过其他方式的。这是好事。”今天下午，澳门金沙城中心教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昨日，我国首部获得公映许可的“慰安妇”题材纪录片《二十二》上映。片中的22位老人，如今在世的仅有8位。就在纪录片上映前夕，8月12日，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黄有良去世，享年90岁。
导演郭柯表示，《二十二》成本之外的盈利将全部捐给澳门金沙城中心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用于对这个问题的历史研究及幸存者的资助。 担任研究中心主任的苏智良，正是《二十二》的影片顾问。苏智良同时担任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馆长。
苏智良从事“慰安妇”问题研究20多年，他将全国范围内经研究确认的慰安所绘制成地图放于博物馆内。苏智良和夫人陈丽菲教授相互扶持，多年来合力推进“慰安妇”问题研究，为幸存的老人做口述史。
据媒体报道，郭柯在拍摄《三十二》期间与苏智良结识。苏智良告诉郭柯，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的数量在快速减少，2014年已经从32位变成22位。郭柯因此有了时间上的紧迫感，“不能再等了，来不及了”。于是有了《二十二》。
“现在加上新发现的，和不愿意公开的一共是14位幸存者，平均年龄90岁以上。战争的创伤，让她们身心受到很大伤害，生活质量也很差，差不多到了人生最后的时刻。”苏智良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2013年，他首先向郭柯推荐了90多岁的韦绍兰。“为什么我首先推荐韦绍兰？因为她的经历，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观察也是非常重要的典型。当初她被抓到了慰安所，逃回家以后发现怀孕，最后含辛茹苦生下了一个日本孩子，孩子从小受到周边邻里的歧视，但是他们相依为命过到现在。”
苏智良记得郭柯到了那里拍摄，曾给他发过一张照片。“我数了一下他们团队有26个人，我有点肃然起敬。我也跟好多电视台一起拍过纪录片，他们一般就是两个人，最多四个人。郭柯动员了26个人认认真真拍这部纪录片，他是把这个当作事业，所以我们之间合作比较多，比较愉快。”苏智良为郭柯提供了自己调查所得到的信息，有时候也会和郭柯当面或电话讨论，该怎么看待这个群体。
苏智良表示，有些观众看完《二十二》反映影片比较平淡，不是那种波涛汹涌的急风暴雨式的控诉。“这是他作为一个80后的视角，我予以尊重。当中你仔细看，也看得出这一群是受害者。战争记忆是不可能突然间消失的，你可以看到像毛银梅，她的歌、记忆和话语，都是有历史沧桑感的。”
为了调查研究，苏智良去日本20多次。根据他的观察，对于“慰安妇”问题，整个日本社会有倒退趋势。“在90年代一批有良知的、正义的学者首先进行了调查和研究，公布真相，然后促使日本政府进行调查，并且发表了‘河野谈话’，‘慰安妇’的内容也进入了历史教材。但是随着日本民族主义的抬头，这些方面试图在弱化，右翼的言论越来越猖獗，像《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关于‘慰安妇’的报道被强制取消，电视、媒体上很少有正面的消息。”
苏智良表示，最近日本NHK电视台播出一部关于731部队的纪录片，引起了国内外包括中国人的点赞。他非常希望NHK将来能够做具有里程碑意义、讲述“慰安妇”制度受害者的长纪录片，能够“心平气和、比较慎重”地对日本社会民众有一个交代。
在聚焦“慰安妇”制度受害者长达20余年的研究旅程中，夫人陈丽菲是苏智良的有力陪伴者。苏智良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描述两人的合作状态，说自己精力充沛一点，“外面的活动做得多一些”。但是要和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面对面，得由陈丽菲完成——“这是要尊重老人，女性对女性”。“她比较细腻和专业，通过资料核查设问、陪伴聊天、清场、佐证展开等很多环节进行，很多历史细节与信息，逐渐可以得到展现。当然也很痛苦，老人讲到伤心事肯定会流泪，她经常会陪着流泪。这个也没有办法，我们要了解历史的真相，必须要得到一些真实的信息。”苏智良说，除了老人的口述以外，他们也会借助其他途径来印证。比如说金华有一位老人，90多岁了，讲述她是在金华受害的。苏智良夫妇查阅文献、实地勘察，证实当地确实存在老人家所说的三个慰安所，从而证实老人受害的事实。
自1995年起，中国大陆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发起的控告日本政府的起诉案，原告方全部败诉。苏智良指出，“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的申诉路，“从日本法院的角度来说闭上了大门”。
“为什么要研究‘慰安妇’问题？为什么要研究暴行？我感觉这样的苦难、这样一个群体，是我们自己缺失的历史，中国人自己必须要把它搞清楚，所以我们一直坚持到现在。”苏智良说，在全国研究“慰安妇”问题的学者还是比较少，如今自己的研究主要依靠学生们。澳门金沙城中心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有一张表，记录了上百位学生名字，从本科生到博士生，都曾在20多年间跟随研究过一段时间，有长有短。苏智良感慨，“这是最重要的一支力量”。
链接地址：http://news.sina.com.cn/c/2017-08-15/doc-ifyixipt1912431.shtml
记者：沈杰群
中青在线北京8月15日电（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沈杰群）“今天上午有志愿者告诉我，一个市民希望下午一点半来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捐款，表达一点心意，请我们转交给那些幸存者。有很多人走进了影院，去关注这样一个群体，也有通过其他方式的。这是好事。”今天下午，澳门金沙城中心教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昨日，我国首部获得公映许可的“慰安妇”题材纪录片《二十二》上映。片中的22位老人，如今在世的仅有8位。就在纪录片上映前夕，8月12日，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黄有良去世，享年90岁。
导演郭柯表示，《二十二》成本之外的盈利将全部捐给澳门金沙城中心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用于对这个问题的历史研究及幸存者的资助。 担任研究中心主任的苏智良，正是《二十二》的影片顾问。苏智良同时担任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馆长。
苏智良从事“慰安妇”问题研究20多年，他将全国范围内经研究确认的慰安所绘制成地图放于博物馆内。苏智良和夫人陈丽菲教授相互扶持，多年来合力推进“慰安妇”问题研究，为幸存的老人做口述史。
据媒体报道，郭柯在拍摄《三十二》期间与苏智良结识。苏智良告诉郭柯，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的数量在快速减少，2014年已经从32位变成22位。郭柯因此有了时间上的紧迫感，“不能再等了，来不及了”。于是有了《二十二》。
“现在加上新发现的，和不愿意公开的一共是14位幸存者，平均年龄90岁以上。战争的创伤，让她们身心受到很大伤害，生活质量也很差，差不多到了人生最后的时刻。”苏智良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2013年，他首先向郭柯推荐了90多岁的韦绍兰。“为什么我首先推荐韦绍兰？因为她的经历，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观察也是非常重要的典型。当初她被抓到了慰安所，逃回家以后发现怀孕，最后含辛茹苦生下了一个日本孩子，孩子从小受到周边邻里的歧视，但是他们相依为命过到现在。”
苏智良记得郭柯到了那里拍摄，曾给他发过一张照片。“我数了一下他们团队有26个人，我有点肃然起敬。我也跟好多电视台一起拍过纪录片，他们一般就是两个人，最多四个人。郭柯动员了26个人认认真真拍这部纪录片，他是把这个当作事业，所以我们之间合作比较多，比较愉快。”苏智良为郭柯提供了自己调查所得到的信息，有时候也会和郭柯当面或电话讨论，该怎么看待这个群体。
苏智良表示，有些观众看完《二十二》反映影片比较平淡，不是那种波涛汹涌的急风暴雨式的控诉。“这是他作为一个80后的视角，我予以尊重。当中你仔细看，也看得出这一群是受害者。战争记忆是不可能突然间消失的，你可以看到像毛银梅，她的歌、记忆和话语，都是有历史沧桑感的。”
为了调查研究，苏智良去日本20多次。根据他的观察，对于“慰安妇”问题，整个日本社会有倒退趋势。“在90年代一批有良知的、正义的学者首先进行了调查和研究，公布真相，然后促使日本政府进行调查，并且发表了‘河野谈话’，‘慰安妇’的内容也进入了历史教材。但是随着日本民族主义的抬头，这些方面试图在弱化，右翼的言论越来越猖獗，像《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关于‘慰安妇’的报道被强制取消，电视、媒体上很少有正面的消息。”
苏智良表示，最近日本NHK电视台播出一部关于731部队的纪录片，引起了国内外包括中国人的点赞。他非常希望NHK将来能够做具有里程碑意义、讲述“慰安妇”制度受害者的长纪录片，能够“心平气和、比较慎重”地对日本社会民众有一个交代。
在聚焦“慰安妇”制度受害者长达20余年的研究旅程中，夫人陈丽菲是苏智良的有力陪伴者。苏智良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描述两人的合作状态，说自己精力充沛一点，“外面的活动做得多一些”。但是要和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面对面，得由陈丽菲完成——“这是要尊重老人，女性对女性”。“她比较细腻和专业，通过资料核查设问、陪伴聊天、清场、佐证展开等很多环节进行，很多历史细节与信息，逐渐可以得到展现。当然也很痛苦，老人讲到伤心事肯定会流泪，她经常会陪着流泪。这个也没有办法，我们要了解历史的真相，必须要得到一些真实的信息。”苏智良说，除了老人的口述以外，他们也会借助其他途径来印证。比如说金华有一位老人，90多岁了，讲述她是在金华受害的。苏智良夫妇查阅文献、实地勘察，证实当地确实存在老人家所说的三个慰安所，从而证实老人受害的事实。
自1995年起，中国大陆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发起的控告日本政府的起诉案，原告方全部败诉。苏智良指出，“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的申诉路，“从日本法院的角度来说闭上了大门”。
“为什么要研究‘慰安妇’问题？为什么要研究暴行？我感觉这样的苦难、这样一个群体，是我们自己缺失的历史，中国人自己必须要把它搞清楚，所以我们一直坚持到现在。”苏智良说，在全国研究“慰安妇”问题的学者还是比较少，如今自己的研究主要依靠学生们。澳门金沙城中心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有一张表，记录了上百位学生名字，从本科生到博士生，都曾在20多年间跟随研究过一段时间，有长有短。苏智良感慨，“这是最重要的一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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