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解放日报2017年08月18日03版
标题：纪录片《二十二》中的慰安妇仅8人在世 这是她们最后的影像证据
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幸存者黄有良生前在家中。新华社发
我们希望中外直面慰安妇问题，本着对人类历史负责的态度，严肃敬畏，唯有前事不忘，才可成为后事之师。——苏智良
■本报首席记者 徐瑞哲
就在关于慰安妇幸存者的纪录影片《二十二》公映前两天，又一名中国大陆慰安妇受害者不幸离世，她就是曾起诉日本当局那20多名慰安妇幸存者中的最后一人——来自海南岛的黄有良。
截至目前，中国大陆登记在册的慰安妇幸存者，已从登记之初的200多人变为14人，其中两人不愿公开姓名。“她们的平均年龄现为91岁，今年以来又‘走’了5人。”《二十二》引发的反响超出了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澳门金沙城中心苏智良教授预期。他昨天接受本报记者采访介绍，事实上，当《二十二》上映之际，影片中记录的22名受害者，也只剩8人健在——这恐怕就是她们最后的影像证据。
希望能够记录更多幸存者
记者：影片中的22人，第一个拍摄对象是谁？
苏智良：当时，“80后”导演郭柯找到我。他其实是拍商业片的，但他的理由打动了我——“商业片可以拍一辈子，但这纪录片却是最后的记录”。第一个拍摄对象就是来自广西的韦绍兰母子，韦绍兰1944年被逼成为慰安妇，次年日军战败投降，她生下了不知生父的儿子，被人称为“慰安妇母子”。如今，韦绍兰97岁，儿子终身未娶，两人相依为命。其实，有相似遭遇的慰安妇幸存者不是唯一，但真正站出来的，就是她。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的研究生志愿者等，连续18年实地看望韦绍兰这样的幸存者，并且为每人带上5000元公益资助。我和太太也在过年时去桂林荔浦探望这对母子，每次都买一床新的被子，与他俩同吃同住两三天，体验真实生存环境。而这一次，当郭柯导演向我发回了他的20多人团队与韦绍兰母子的合影，我感觉导演也希望能够拍到更多幸存者。
直面问题对人类历史负责
记者：您对这部纪录片如何评价？
苏智良：上世纪90年代，亚洲各国的相关纪实类影视，基本都是揭露困难、控诉罪人，用口述印证史实。而今，这一题材的拍摄也有所变化。比如《二十二》就是主要记录幸存者晚年的日常生活状态，乡间鸡犬相闻，看似平淡无奇，镜头背后却是波涛汹涌。在观影现场，不少人都传出哭泣之声。
以今年1月去世的毛银梅为例，她本来自朝鲜半岛的平安道，被强掳至中国武汉充当慰安妇。战后，她落户湖北孝感村中，无法生育，只有养女。她的中国名字之所以选择姓“毛”，因为感恩毛主席；之所以名“银梅”，因为老伴喜爱梅花。20年前，我就去过她家，村里人说，尽管屋里只有泥地，但毛老的家总是弄得最最干净。年初，我们的两名志愿者陪她走过最后一程，她的部分遗物安放在上海澳门金沙城中心作为慰安妇馆藏。
记者：除了正确认识慰安妇问题，这部影片还能给当代青年人带来什么？
苏智良：我想，其中也包含人生的意义吧。比如，经历大灾大难之后，瑶族老人韦绍兰仍然阳光灿烂，她和刘三姐一样爱唱民歌，甚至能够现编，这部纪录片中的插曲就是她演唱的。她生前说过，“这个世界多美好，哪怕生吃野菜，也该留一条命看看它。”
还有毛银梅，战后那么多年过去了，她除了会唱阿里郎、桔梗谣等民族歌曲，已基本不会什么朝鲜语。但她告诉我，自己朝鲜老家的发音，从来没有忘记，因为忘了就再也回不去了。
记者：对于最近网上流传的所谓“慰安妇口述”，您怎么看？
苏智良：这篇网文我在十多年前就见过，此文肯定不是真人口述，而是假托加工，而且破绽不少。比如文中具体年份、具体人数等，都过于“确切”。按照我们采访慰安妇幸存者的经验，这些老人年事已高，对时间和数字的记忆不太清晰，需要研究推断。现实中，我们常利用农事情况来确认事发时间，比如当时“高粱红了没有”“麦子种下了吗”等。我们希望中外直面慰安妇问题，本着对人类历史负责的态度，严肃敬畏，唯有前事不忘，才可成为后事之师。
报道链接：http://www.shobserver.com/journal/2017-08-18/
标题：纪录片《二十二》中的慰安妇仅8人在世 这是她们最后的影像证据
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幸存者黄有良生前在家中。新华社发
我们希望中外直面慰安妇问题，本着对人类历史负责的态度，严肃敬畏，唯有前事不忘，才可成为后事之师。——苏智良
■本报首席记者 徐瑞哲
就在关于慰安妇幸存者的纪录影片《二十二》公映前两天，又一名中国大陆慰安妇受害者不幸离世，她就是曾起诉日本当局那20多名慰安妇幸存者中的最后一人——来自海南岛的黄有良。
截至目前，中国大陆登记在册的慰安妇幸存者，已从登记之初的200多人变为14人，其中两人不愿公开姓名。“她们的平均年龄现为91岁，今年以来又‘走’了5人。”《二十二》引发的反响超出了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澳门金沙城中心苏智良教授预期。他昨天接受本报记者采访介绍，事实上，当《二十二》上映之际，影片中记录的22名受害者，也只剩8人健在——这恐怕就是她们最后的影像证据。
希望能够记录更多幸存者
记者：影片中的22人，第一个拍摄对象是谁？
苏智良：当时，“80后”导演郭柯找到我。他其实是拍商业片的，但他的理由打动了我——“商业片可以拍一辈子，但这纪录片却是最后的记录”。第一个拍摄对象就是来自广西的韦绍兰母子，韦绍兰1944年被逼成为慰安妇，次年日军战败投降，她生下了不知生父的儿子，被人称为“慰安妇母子”。如今，韦绍兰97岁，儿子终身未娶，两人相依为命。其实，有相似遭遇的慰安妇幸存者不是唯一，但真正站出来的，就是她。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的研究生志愿者等，连续18年实地看望韦绍兰这样的幸存者，并且为每人带上5000元公益资助。我和太太也在过年时去桂林荔浦探望这对母子，每次都买一床新的被子，与他俩同吃同住两三天，体验真实生存环境。而这一次，当郭柯导演向我发回了他的20多人团队与韦绍兰母子的合影，我感觉导演也希望能够拍到更多幸存者。
直面问题对人类历史负责
记者：您对这部纪录片如何评价？
苏智良：上世纪90年代，亚洲各国的相关纪实类影视，基本都是揭露困难、控诉罪人，用口述印证史实。而今，这一题材的拍摄也有所变化。比如《二十二》就是主要记录幸存者晚年的日常生活状态，乡间鸡犬相闻，看似平淡无奇，镜头背后却是波涛汹涌。在观影现场，不少人都传出哭泣之声。
以今年1月去世的毛银梅为例，她本来自朝鲜半岛的平安道，被强掳至中国武汉充当慰安妇。战后，她落户湖北孝感村中，无法生育，只有养女。她的中国名字之所以选择姓“毛”，因为感恩毛主席；之所以名“银梅”，因为老伴喜爱梅花。20年前，我就去过她家，村里人说，尽管屋里只有泥地，但毛老的家总是弄得最最干净。年初，我们的两名志愿者陪她走过最后一程，她的部分遗物安放在上海澳门金沙城中心作为慰安妇馆藏。
记者：除了正确认识慰安妇问题，这部影片还能给当代青年人带来什么？
苏智良：我想，其中也包含人生的意义吧。比如，经历大灾大难之后，瑶族老人韦绍兰仍然阳光灿烂，她和刘三姐一样爱唱民歌，甚至能够现编，这部纪录片中的插曲就是她演唱的。她生前说过，“这个世界多美好，哪怕生吃野菜，也该留一条命看看它。”
还有毛银梅，战后那么多年过去了，她除了会唱阿里郎、桔梗谣等民族歌曲，已基本不会什么朝鲜语。但她告诉我，自己朝鲜老家的发音，从来没有忘记，因为忘了就再也回不去了。
记者：对于最近网上流传的所谓“慰安妇口述”，您怎么看？
苏智良：这篇网文我在十多年前就见过，此文肯定不是真人口述，而是假托加工，而且破绽不少。比如文中具体年份、具体人数等，都过于“确切”。按照我们采访慰安妇幸存者的经验，这些老人年事已高，对时间和数字的记忆不太清晰，需要研究推断。现实中，我们常利用农事情况来确认事发时间，比如当时“高粱红了没有”“麦子种下了吗”等。我们希望中外直面慰安妇问题，本着对人类历史负责的态度，严肃敬畏，唯有前事不忘，才可成为后事之师。
报道链接：http://www.shobserver.com/journal/2017-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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