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院主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定型与治理效能”学术研讨会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并努力把我国的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今年初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来说是一次大考。在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取得决定性成果，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充分彰显了中国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经得住任何风浪考验的。在此背景下，5月30日，由澳门金沙城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办，澳门金沙城中心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和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实践研究基地承办、《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杂志协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定型与治理效能”学术视频研讨会在腾讯会议平台举行。

澳门金沙城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志丹教授主持开幕式并致辞，在开幕式上致辞的还有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书记兼院长王治东教授。简短的开幕式后，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永贵教授、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田鹏颖教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岩教授进行了主题发言，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韩振峰教授、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燕连福教授、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刘存福等16位专家学者进行了交流发言，澳门金沙城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贾淑品教授、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秦德君教授等专家学者进行了自由发言。最后由《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杂志常务副主编曹泳鑫教授作会议总结。澳门金沙城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部分师生参加了本次学术研讨会。

会议主题发言的核心观点

王永贵：夯实“中国之治”的意识形态根基

王永贵指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意识形态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中的极端重要性来看“中国之治”的制度化发展方向，进一步锚定了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取向，即要在推进国家治理效能提升的总体战略谋划中明确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变革方位和发展方向，形成以制度化为牵引的意识形态工作思路和格局，切实提升“中国之治”的水平和效能。而夯实国家治理效能提升的意识形态根基，在总体上蕴涵着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制度建构、制度执行和制度革新等方面，通过夯实“中国之治”的意识形态根基，从而释放出强信心、培优势、提效能等正能量。

田鹏颖：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方法论转向——基于社会工程的视角

田鹏颖认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社会工程，而不是一般、简单、线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因此，必须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工程方法论转向，着力凸现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科学性、试错性、设计性，用社会工程方法论推进社会工程，用社会工程思维提升社会理论思维。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必须格外注重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与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相统一、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统一、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相统一、试点先行与全面拓展相统一，不断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社会理论自觉向社会工程自觉转向。

王岩：统治、管理与治理的异同

王岩认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国家治理”而非“国家统治”，强调“社会治理”而非“社会管理”，不是简单的词语变化，而是思想观念的变化，经历着“国家统治”—“政府管理”—“社会治理”的转变。“统治”意味着单一的统治阶级的专政力量，借助于阶级统治的载体或工具—政府权力（公共权力）、自上而下的垂直权力体系以及通过威权来解决社会问题和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表现出强大的国家机器的力量和统治阶级的意志；其权力的触角会触及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资源配置等方方面面，其最突出的职能或体现是阶级专政的功能；“管理”意味着少数人或组织对社会大多数人或组织自上而下的实现国家和社会有序发展，解决社会问题和公共产品的供给；“治理”意味着政党、政府、市场、社会、公民等多元主体、互动沟通的横向权力网络以及通过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合作来解决社会和公共产品的供给；从政治学理论看，统治与治理主要有权力的主体不同、权力的性质不同、权力的来源不同、权力运行的向度不同和两者作用所及的范围不同等五个方面的区别；“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仅一字之差，但内涵却发生了质的变化。实现了由传统的管理理念向现代的治理理念、政府主体向多元主体、单向度的自上而下向多向度的协商合作、政府管理向政府与社会、公民合作共治等方面的转变。

会议部分交流发言的核心观点

韩振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必须以解决好党员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问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自觉抵制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和国内淡化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化这种错位思潮，同时要解决好宗教和马克思主义争夺地盘问题，进一步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和意识形态工作的物质基础建设，全方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

燕连福：展望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发展指向，要求我们要以时代的眼光和创新的精神去推动我国意识形态传播工作，要坚持做到着力强化扩展传播主体、与时俱进传播内容、融合创新传播方式以及增进传播话语的时代表达。

刘存福：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各种机制、社会治安防控制度、社区网格化管理和服务机制等构成的社会治理制度体系为有序推进疫情防控提供了保障；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相关制度、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的相关制度、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等构成的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体系为巩固疫情防控思想基础提供了保障；人民军队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相关制度、人民军队党的建设制度等构成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体系为疫情防控行动必胜提供了保障。

徐秦法：“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国家治理的价值指针和显著优势，明确了治理体系为谁形成、靠谁运行、如何完善等重大问题，体现了人民既是发展目的也是发展动力的实践机制，为国家推进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压舱石，也是确保中国人民最终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取胜之匙。

李春晖：要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步伐，继续促进各民族团结进步，必须推进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坚持和完善，凸显其显著优势，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夯实思想基础。

欧阳恩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系统分析方法，坚持整体思维。一要正确认识和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构性；二要正确认识和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层次性；三要正确认识和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性；四要正确认识和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开放性。

刘凤义：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我们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之所以能够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就是因为我们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我们坚持做强做大做优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这次抗击疫情和推动复工复产，国有企业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也是对那些主张私有化的人有利回击。事实胜于雄辩，美国在抗疫中的糟糕表现，试图用政治病毒来掩盖，注定是徒劳的。美国政客的拙劣表演，恰恰更加坚定了我们的制度自信。

张有奎：人的现代化是治理主体的素质问题，它是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因素。推进人的现代化要坚持六大原则：一是破除官本位的思想障碍，提升各级官员的综合素养，纠正对公权力的认识误区；二是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民主法治体系，克服本位主义，实现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并重；三是注重文明教育，提升民众的规则意识；四是健全公开透明的监督机制，避免权力的滥用；五是规范选人用人，落实奖惩评价机制；六是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的自身建设。

高振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种特色通过民主的广泛性、执政的合法性、利益的人民性等表征出来，与西方的多党制和两党制的政党制度相较，具有执政目标的连续性、政党关系的融洽性、政治协商的民主性、政党意志的坚定性、政党治理的高效性五个比较优势。

李仙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为进一步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提供了理论遵循和制度灯塔。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的制度基础主要在于制度理念、制度规划、制度实施、制度政策、制度评价多方面的衔接。要努力把握制度的层次性、动态性、整体性和创新性，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断创新完善减贫和乡村振兴的体制与机制，加强自治、德治与法治的多向互动和系统协调，引进社会资本等要素参与乡村振兴，激发乡村现有人才活力和内生动力，为乡村振兴提供制度效能。

吴满意：全面深化改革的形势之下，要推进制度建设更加积极、迅速，就必须构建和完善容纠错机制，实现容错纠错的内在统一。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在新时代更好地领导全国人民积极投身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供稿、图片：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