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耿步健，男，中共党员，法学博士，澳门金沙城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澳门金沙城中心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教学与相关理论研究；兼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专家，教育部学位中心评审专家，江苏省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生态文明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及其他部省级课题7项、主持校级课题近10项，在权威报刊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专著2部、教材2部，参著4部。曾获省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先进个人、省级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等。
摘要：新春伊始，全国上下都在进行着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人民战”“总体战”“阻击战”，这场战“疫”无疑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验。这次重大疫情从某种意义上也说明了当前我国生态环境治理和重大疫情防控方面存在明显的短板、漏洞和弱项，需要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进行反思。“生命间性”生态哲学观为实现有利于重大疫情防控的生态环境治理科学化提供了新视野。要做好重大疫情防控，需要与生态环境治理有机结合，并按照“生命间性”生态哲学观树立科学的生态环境治理观，更好地指导能够有效防控重大疫情的生态环境治理实践。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习近平生命共同体思想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18BKS027）。
正文
当前，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国上下正在进行着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人民战”“总体战”“阻击战”。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暴露了我国生态环境治理和重大疫情防控方面存在的问题，需要我们从我国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视角进行认真的反思，并在重大疫情防控中树立科学的生态环境治理观。当然，如何在重大疫情防控中树立科学的生态环境治理观，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笔者认为，必须“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1]。具体地说：补野生动物保护之短板，堵生态环境治理制度体系之漏洞，强重大疫情防控之弱项。
一、“生命间性”生态哲学观为实现有利于重大疫情防控的生态环境治理科学化提供了新视野
对于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原因，许多学者从引发重大疫情的病毒来源和防控的速度、力度、适度等方面去研究，很少从生态环境治理观的视角去进行反思，没有把生态环境保护与野生动物保护联系起来，没有把人与动物（包括野生动物）的关系纳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之中。这就造成了在现实的生态环境治理中，把人与动物的关系排除在生态环境保护的制度体系和执行机制之外，因而也就不可能从正确而又理性地处理好人与动物（特别是野生动物）和谐共生的角度，去全面思考重大疫情发生的各种原因及如何更为有效地避免重大疫情的再次发生。习近平在2020年2月14日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再次强调：“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1]如何做好这次疫情给出的而又能令人民满意的考卷，值得我们跳出既有思维模式去进行辩证而又创新的思维。这次重大疫情说明，有必要从“生命间性”生态哲学观视角，把人与动物的关系纳入生态环境治理范畴，树立科学的生态环境治理观。
（一）“生命间性”生态哲学观的基本内涵
“生命间性”这一概念缘起于地球所有生命所组成的共同体（即“生命共同体”）。关于“生命间性”的研究起步比较晚，研究的学者比较少，一开始主要从生命哲学的意义视角进行理解和研究，认为：生命间性“是指人类生命具有的不仅把自己思为生态的三重生命而且还用生命的理念看待、对待其他生命的一种生命特征”[2]68。这其中所说的“三重生命”是指生物性生命、社会性生命、精神性生命。但仅从生命哲学的视角理解“生命间性”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在众多的生命类别中，人的生命是最智慧的，能够主宰大自然中的其他生命，但其他生命只具有生物性生命，不具有社会性生命和精神性生命，不能主宰人类，因而需要从更广泛的生态意义上去理解和把握“生命间性”。也就是说，“生命间性”的概念更符合生态哲学发展的要求，是一种重要的生态哲学观，能够让我们更好地思考人与自然生命物种的边界及其和谐共生的关系，从而为实现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和有效防控人类重大疫情提供生态哲学观基础。从生态哲学意义上说，“生命间性”是指人与大自然的其他生命体之间既紧密联系而又具有各自的生命特性、需要人类对其他生命予以尊重的一种生态哲学观。“生命间性”生态哲学观强调“觉醒的生态意识”[3]95，要求人们要敬畏生命、尊重大自然各类生命体的生命权利和生存秩序。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还特别强调要“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1]。加强生物安全风险防控，首要的是要树立“生命间性”生态哲学观，把生态环境治理与重大疫情防控紧密地结合起来。
（二）“生命间性”生态哲学观是对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生态哲学观的传承和对西方“人类中心主义”哲学观的反思
“生命间性”生态哲学观，有其演化和发展的过程。中国古代生态哲学观强调“天人合一”，要求人们“道法自然”，缘于生产力低下和愚昧无知而对自然作出的膜拜和顺从，总体上属于后人所提出的“自然中心主义”，强调人应该在尊重和顺应自然的基础上与包括其它生命体在内的大自然达成和谐与统一。在“天人合一”生态哲学观主导的社会里，动物得到有效的尊重和保护，不同生命体之间的主体性及主体间性得到了自在自发自为的呈现。如《孟子》里有“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论语》中也有“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甚至我国佛教一直强调不杀生。而在西方社会，一直盛行着“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观，这种哲学观把满足人的需要作为目的，把除人之外的大自然作为手段，因而本质上属于以征服、掠夺大自然为目的的反生态的哲学观。西方社会很早就相信“大自然是为了人的缘故而创造了所有的动物”[4]。对于这一点，可以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得到证明：“经过驯养的动物，不仅供人口腹，还可供人使用；野生动物虽非全部，也多数可餐，而且[它们的皮毛]可以制作人们的衣履，[骨角]可以制作人们的工具，它们有助于人类的生活和安适实在不少。如果说‘自然所作所为既不残缺，亦无虚废’，那么天生一切动物应该都可以供人类的服用。”[5]23这一哲学观到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为资本家野蛮掠夺自然、追逐高额利润、造成严重生态危机的同时，也造就了资产阶级贪婪挥霍、荒淫无度的糜烂生活。也正因为人类对自然的不尊重、对自然的野蛮掠夺和挥霍，导致了西方社会曾经非常严重的生态危机，并造成了诸多导致无数人和牲畜死亡的生态环境公害事件，其中也有一些因为生态环境糟糕和退化而导致的各种传染病毒疫情，如14-17世纪发生于欧洲的多次传染病毒疫情都与生态环境的恶化有关。为此，恩格斯专门告诫人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6]313
（三）“生命间性”生态哲学观是对西方包括动物保护主义者在内的生态哲学观的辩证借鉴
随着西方生态危机日益严重，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观，并从生态环境保护的层面思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形成了“动物保护主义”“生物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等的生态哲学观。其中，“动物保护主义”是与本文主题直接关联的，因为导致人类重大疫情的病毒，原本与我们人类无关联，但由于不注重动物保护特别是野生动物保护，造成了寄宿于它们身上的病毒有机会感染人类并造成人类社会可怕的瘟疫。当然，动物保护主义者在最初提出“动物保护”这一理念时，主要还是基于部分动物（比如狗）对人类有某种感知能力甚至有某种亲密、依赖和忠诚的情感，要求人们必须尊重它们对自身生命的渴望和权利。也有一些动物保护主义者认识到大自然存在一条生物链，对于濒危或趋于灭绝的野生动物必须予以保护，以保证生态的平衡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当然还有少数激进的动物保护主义者将动物保护泛化到所有动物上，这就走了极端。因为，野生动物是否需要保护，要看某种野生动物的数量是否有利于生态平衡和人居生态环境的安全。总之，虽然“动物保护主义”的相关观点并不完全属于生态哲学，有些属于生命哲学，但从他们的相关观点中，我们感受到了人与其他动物之间存在着生命间性。申言之，要有效防控重大疫情，必须树立以“生命间性”生态哲学观为指导的科学的生态环境治理观。
二、“生命间性”生态哲学观对于树立有利于重大疫情防控的科学生态环境治理观的基本要求
按照“生命间性”生态哲学观，要在重大疫情防控中树立科学的生态环境治理观，思考不同种类生命体之间的伦理关系和伦理秩序，创新思维观念，努力建设一个和谐安全有序的大自然生命共同体。
（一）充分认识各类生命体都有其独特的生存空间和适应能力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就属于“生命共同体”的大自然来说，各个生命体都有各自的生存空间和适应能力，相互之间既矛盾、斗争，又和谐、统一。正如恩格斯所说：“自然界中无生命的物体的相互作用既有和谐也有冲突；有生命的物体的相互作用则既有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合作，也有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斗争。”[6]300和谐、合作也好，冲突、斗争也好，都是为了取得生存繁衍的空间并努力适应那里的环境。事实上，每类生命体在获取食物过程中（或无意与被动之中）感染上新的细菌或病毒的最初，都会出现生病、死亡，但在长期的生存与繁衍中，这些生命体也在进化，特别是自身的免疫系统也会不断进化出能够有效应对这些细菌和病毒的办法，以保证即便身体感染上这些细菌和病毒，也能与它们相安无事、和谐共生，这也就是达尔文所说的生物进化中的“自然选择”。比如狗身上的狂犬病毒、黑猩猩身上艾滋病毒等。造成人类历史上多次瘟疫的病毒，经证实大多来自野生动物体内所携带的病毒，比如蝙蝠、果子狸、竹鼠、獾，等等。据美国某杂志刊载的相关研究表明：“新出现的人类传染病中，有60%以上源自动物，这些人畜共患病的动物源性疾病中又有70%以上来自野生动物。”[7]为什么人类每一次发现的“新型病毒”都会“钟情”于野生动物，原因就在于这些野生动物在长期的生存繁衍中产生了抗体，对寄生于它们身体的病毒具有超强的免疫力。既然这些野生动物和寄生于它们体内的病毒相安无事、和谐共生，那这些野生动物也就成了它们体内寄居的病毒的自然宿主。
（二）充分尊重寄宿病毒生命体的环境边界并保持安全距离
基于“生命间性”的生态哲学观，如果人与这些成为寄宿病毒生命体的野生动物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并进行有效的防控，那人类感染上野生动物体内病毒的机率就会小得多（至少不会是主动受感染和传播），野生动物体内的病毒也就不可能造成人类那么多形形色色恐怖的瘟疫。过去，由于自然科学的不发达，对于自然界众多的细菌、病毒等传播病症没有很好的防疫措施，人类被传播感染上致命细菌或病毒从而导致可怕瘟疫的情况还是时有发生的，一旦被感染上就只能等待死神的降临。所以在疫情来临时，如果不想让其他人和其他地区的人感染，最好的方式就是自我阻断与外界的交往，直到“瘟神”自我灭亡或隐去。这一点可以从欧洲十七世纪中期发生的“黑死病”这一烈性传染病的防控中得到验证。这场瘟疫导致当时欧洲的人口减少一半，但令人奇怪的是英伦半岛的中北部没有任何人被传染，后来人们发现这是因为英伦半岛南北接壤处一个叫亚姆村的村民，本着“即便是死，也要善良”的精神信仰，没有逃离，并自觉筑起通往英伦半岛中北部出口的一道石墙，以免外人进村被感染和传播。基于“生命间性”的生态哲学观，人在防治传染性疾病的过程中，开始注意到了人居环境和健康的生活方式的重要，并加强对寄宿有传染性细菌和病毒的源头的预防，不自觉地体现出来了令后人反思和总结出的“生命间性”的生态哲学观，它帮助我们更好地思考不同生命体的生活习性和结构特征，帮助我们更好建立起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特别是野生动物保护意识。从传染病的防控角度看，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研究如何更好地科学防范野生动物身上的细菌或病毒传染给人类的方式、方法。此次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无疑与人们对于“生命间性”的无知与无畏的不良生产、生活习惯有关。
（三）充分把握寄宿于野生动物生命体的各类病毒特点及传播路径
从科学角度来说，寄生于野生动物生命体给人类造成致命危险的病毒都有其宿主、存活温度、传染与潜伏期规律（传播对象规律、传播方式规律、潜伏发作规律，等等），如果我们把握了这些，就能够大大减少感染有传播特点的致命病毒并继而导致瘟疫的风险；否则，被这些致命病毒感染并传染给他人继而导致瘟疫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如，埃博拉病毒（Ebola virus），尽管到现在不知道其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也不知道其真正的宿主是谁（尽管有证据证明可能是猴子及猩猩等野生非人灵长类动物），但人类目前对其总体特征已掌握：属于人畜共通病毒；存活的温度是“在血液样本或病尸中可存活数周；4℃条件下存放5周其感染性保持不变，8周滴度降至50%，-70℃条件可长期保存”[8]1531，1539，传播方式主要是飞沫传播与病毒源的直接接触，如与寄宿有该病毒的野生动物（包括尸体）、感染该病毒的患者体液、皮肤、黏膜等的直接接触。再比如，2002年末发生的“非典”（SARS），尽管最终是被控制住了，但是SARS病毒却没有从根本上消灭，经过多年的研究，才真正搞清楚SARS的宿主原来是“菊头蝠”（又称“中华菊头蝠”）[9]465，果子狸是因为经常捕食菊头蝠才感染上SARS病毒，人类因为食用果子狸而导致SARS病毒又被传染到人身上。患者又通过直接接触（人与人）、间接接触（如共用电梯、楼梯）等方式传染给其他人。SARS病毒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可以通过患者的排泄物传播[10]633，一旦排泄物中的病毒通过某种途径挥发到空气中，那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但也有些病毒，不具有人畜共通性，如猪瘟病毒，因而对人没有影响[11]13。
三、按照“生命间性”生态哲学观不断推进有利于重大疫情防控的生态环境治理科学化
按照前文所述，目前我国生态环境治理存在一个大的漏洞，即没有把野生动物的保护纳入生态环境保护的整体系统中，致使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及相关的法律没有与野生动物保护法有效衔接，使得野生动物保护没有上升到生命共同体意识的高度而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没有将生态环境治理与重大疫情防控有机联系起来，去认真审视人与动物（包括野生动物）如何科学无害地接触相处，才能保证生物安全继而更好地确保人类安全。
（一）建立和完善有利于重大疫情防控的生态环境治理制度体系
虽然每次重大疫情防控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和统筹安排、各级社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和配合下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但代价实在太大。这就要求必须把推进国家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与常态化的重大疫情防控结合起来，按照“生命间性”的生态哲学观，不断建立和完善有利于重大疫情防控的生态环境治理制度体系。首先，认真制定和完善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法规。要通过制度性安排加大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的惩罚力度，让野生动物的生命得到尊重和维护，让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违法犯罪分子付出沉重的代价。当年的“非典”就是因为人类没有严格遵循野生动物保护法。其次，要进一步完善与野生动物保护法相衔接的生态环境保护法，明确规定野生动物栖息地（生存空间）的生态红线保护。规定人居生活用地、畜牧业用地与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合理边界与间隔，防止野生动物有机会进入人居生活用地及畜牧业用地，或被这些野生动物咬过并感染病毒的中介被人工饲养的动物接触或误食，从而导致病毒的传染。上世纪90年代末马来西亚发生的严重危害家畜、家禽和人类的尼帕病毒，原因就在于我们人类对野生动物领地的“侵占”，把养猪场建到了蝙蝠栖息地的旁边，结果一个被蝙蝠吃剩的感染有蝙蝠体内病毒的水果掉到了猪圈，猪吃了就被感染了，猪又把病毒传染到了人。再次，进一步完善有利于重大疫情防控的人居环境建设的相关制度。如要通过制度规定房屋结构一定要按照能通风、采光好的标准设计，禁止建“墓室式”的建筑，必须保证道路、花园及周边环境的清洁美丽，必须保证下水安全通畅，必须对人居环境定期进行防疫消毒，等等，彻底杜绝病毒传播感染的可能。
（二）建立和完善社会重大疫情防控的“共栖”型生态环境治理模式
“共栖”（COHAB）型治理模式是由德国科学家格哈德·克尼斯（Gerhard Knies）提出，其本意是为应对包括生态问题在内的全球性挑战、保护和发展全球公共利益而提出的一种国家之间进行合作的全球治理模式。它意味着“国家和其他地理单位将自愿组织在一起生活的方式，而不是互相对抗或漠视”[12]241。尽管这一理念作为全球治理的一种模式过于理想，但对于当前和今后的重大疫情防控有着非常好的借鉴意义。首先，按照“生命间性”的生态哲学观，大自然的每个生命体的命运都是紧密相连的，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在保护野生动物的同时，也应该借助于互联网媒体技术的发展，建立全球非官方的野生动物保护的“共栖”治理模式。要共同建立野生动物保护的信息资源网，引导全球的野生动物保护朝着安全、健康、文明、有序、共赢的方向发展，特别要在野生动物的生活习性、可能的寄宿病毒等方面进行常态化的跟踪研究和信息共享，搞清楚不同野生动物生命体寄宿的病毒特性、发病机理与传染特点，以及对这些病毒如何进行有效防控等。其次，要建立由政府推动的全球范围内的野生动物病毒防控的合作机制，定期进行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人员的交流培训，提高他们在阻隔和防控来自野生动物病毒的实战能力和水平，并通过他们向全社会进行野生动物保护及野生动物病毒防控方面的相关知识，保证整个社会对于野生动物保护及野生动物病毒防控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不再因无知无畏和不注意卫生安全的生产生活方式导致来自野生动物病毒疫情的发生。再次，“共栖”治理模式不能仅限于野生动物保护和来自它们体内传染病毒的防控，必须将“共栖”模式扩大到生态环境保护，将野生动物保护和来自它们体内传染病毒的防控，纳入整个生态环境的系统化治理格式之中，争取各国政府和相关国际组织的支持和帮助。
（三）建立和完善常态化的有利于重大疫情防控的生态环境治理运行机制
重大疫情能否有效防控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一个国家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大考验。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13]。由新型病毒引发的重大疫情有其偶然性，但任何偶然性都是孕育在必然性之中的。在“非典”疫情发生后，我们并没有深化这种反思和警醒；相关政府部门在重大疫情联防联治的体制机制建立和完善方面还非常滞后；相关研究还停留在已有的资料上，特别是各种疫情病例大多数来自比较滞后的媒体报道，如“非典”疫情发生了才去研究SARS病毒等，大多数搞流行病研究的人员没有就可能出现的新型病毒深入疫区或者野生动物保护区进行研究；大多数医院找不到训练有素、基本功扎实的医护小组，受二次传染的医护人数不在少数；一些机构在疫情来临时，隐瞒隐藏甚至简单应付，丧失公共信任资本；个别但又特别关键的病毒疫情科研人员丧失职业道德底线，等等。这些无形当中都构成了潜在的风险。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资本主义制度不可比拟的显著优势，在疫情来临时党和政府的动员力、组织力、执行力都不容怀疑，能够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地抗击疫情，但疫情还是不来的好。所以必须建立和完善常态化的有利于重大疫情防控的生态环境治理运行机制：第一，加强新型病毒的研究和知识宣传，加强相关防治人员的专业培训，强化普通百姓的重大疫情的防控意识；第二，梳理、排查引发重大疫情的新型病毒传染风险点及相关对策措施，建立重大疫情的信息公开机制，补齐公共生活生态环境治理的短板；第三，加强市场监管，“坚决取缔和严厉打击非法野生动物市场和贸易”[14]，彻底斩断新型病毒的传播感染路径。另外，在建立有利于重大疫情防控的生态环境治理运行机制方面，我们既要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也要学习借鉴国外的科学做法，更重要的是把“生命间性”生态哲学观落实到日常生活中每一个环节细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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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于《长白学刊》2020年第2期1-6页。
责任编辑：郑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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