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金沙城中心举办“资本现代性语境中的数字劳动”学术会议

10月28日，由澳门金沙城中心经济哲学研究中心和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共同主办的“资本现代性批判语境中的数字劳动”会议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线下会议在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举行。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大学、澳门金沙城中心、上海市委党校、上海外国语大学等10余所高校的80余位专家学者和研究生参加了会议。

会议发起人、澳门金沙城中心经济哲学研究中心主任毛勒堂教授主持大会开幕式，并介绍了会议筹备情况。 

本次会议围绕“资本性现代性与数字劳动的出场”、“数字劳动的‘悖论’效应”、“数字劳动的正义追问”、“和谐数字劳动关系的建构”等主题进行了集中深入的学术探讨和思想交流。 

澳门金沙城中心哲学系晏辉教授、何云峰教授、张志平教授、张娜副教授、张晓兰副教授、黄素珍讲师、张蝶讲师出席了会议。张志平教授主持了第四单元的主题发言。

经济哲学研究中心主任毛勒堂教授作了题为“数字劳动正义的出场语境、基本要义及实现路径”的大会发言，指出数字劳动在当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及其遭遇的社会正义困境，现实地构成数字劳动正义出场的存在论背景。数字劳动正义作为对数字劳动活动、数字劳动关系和数字劳动方式的合理性前提和目的性根据的正义审视，内在地包含对数字劳动资料持有的正义性审视，对数字劳动主体际关系的正义性审阅，对数字劳动活动情状的正义性审问，以及对数字劳动财富分配的正义性审查，认为数字劳动正义的根本价值旨趣是通过对数字劳动中存在的有违公平正义、有悖人道尊严的劳动现象进行规制和矫治，以成就健康有序、和谐自由的数字劳动状态。为此，需要深化数字劳动研究以破解数字劳动的“黑匣子”，打破数字垄断以消弭数字鸿沟，强化数字劳动规制以促进数字劳动公平，激活数字劳工主体意识以抵抗数字劳动霸权。

晏辉教授作了题为“破除数的形而上学迷雾，追寻数的哲学人类学意义”的大会发言，指出只有人才会将数变成数字并依照数字去思考和行动，但人们很少探讨数的本体论含义，总以为是数字支配劳动和经济，这便是形而上学迷雾，这是一种形而上学怪诞，是头脚倒立；如果不能将数还原到本体的位置上，便不可能彻底理解所谓的数字劳动和数字经济。若先行对数进行形而上学探究，借以指明它的哲学性质，破除数及数字的形而上学迷雾，那么作为数的表象的数字、数字经济、数字劳动也就获得了得以澄明和规定的根据。一如对数的研究需要现象学和伦理学那样，对数字劳动和数字经济的研究也必须充分运用现象学和伦理学这两种致思范式，前者旨在见出事实逻辑，亦即它们是如何可能的，后者给出的是价值诉求，亦即它们如何是应当的。而无论哪一种致思范式，最终都指向哲学人类学的价值诉求。实现从数到数字的存在转向，需要相应的劳动观和正义观予以引领和矫正，借以追求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

何云峰教授作了题为“‘劳动创造幸福论’的当代新诠释”的大会发言，指出从劳动创造的角度来说，劳动本身有快乐也有痛苦，只要劳动的快乐具有合理性，那么劳动中也必然蕴含着幸福。劳动创造幸福至少有三层意蕴：首先，劳动为幸福创造基础和前提。其次，劳动确证人的本质，达到最高的幸福形态。最后，劳动消除各种不幸福的因素从而实现更高程度的幸福。劳动同时具有肯定性和否定性、属人性和非属人性、积极性和消极性等诸多二重性，并且各种二重性之间存在着永不停歇的矛盾运动。正是这种矛盾运动，决定了劳动创造幸福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一方面，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另一方面，奋斗的过程本身也要成为幸福的过程。前者是结果状态的劳动创造幸福；后者是过程状态的劳动创造幸福。将二者有机统一起来，才是劳动创造幸福的真实意蕴。

张晓兰副教授作了题为“数字资本主义的时间与劳动统治及其批判”的会议发言，指出数字资本主义凭借网络信息和数字媒介技术，实现了资本增殖方式的数字化、虚拟化，但 这只是资本运转方式的变形，而非资本内核本质的革命。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似乎缩减了人类劳动时间而使生活更便捷、更轻松，但实际上数字技术并没有增加自由时间，反而让人们在快节奏的忙碌中感觉时间紧迫，仿佛一切都在“加速”。与此同时，数字技术带来传统雇佣劳动向互联网平台的数字劳动转变，使得劳动与闲暇、生产与消费的界限不断消解，导致一种劳动 “新异化”。数字化时代摆脱资本的时间与劳动统治的道路，并非拒绝数字化，而是需要认清 数字资本的假象：“时间悖论”、“劳动新异化”和“虚假的自由平等”，并立足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改造不平等的生产关系。

张蝶讲师作了题为“‘数字劳动’的精神分析释义”的会议发言，指出齐泽克通过对比前资本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快感的来源——前者来源于终极目标，后者来源于牺牲——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即资本主义隐藏了牺牲，从而使我们能够从牺牲中找到满足，而无须承认牺牲和满足之间的联系。到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这种牺牲更为隐蔽，更不易察觉，但却是更广泛存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我们进行数字劳动时，我们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付出了更多——我们裸露自己，我们让我们的所有信息对数字大他者透明。我们被卷入了一种不平等的交换。所以人是劳动者，也是生产资料。二是我们体验这种不平等的交换是通过对自由的最高行使——享有更为自由的劳动环境、更为自由的劳动时间、更为自由的劳动方式等等——而实现的。正是通过这种自由，我们产生了被收集数据的数字大他者所占用的“行为剩余”。齐氏认为，“行为剩余”在这个时代就扮演着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的角色。

黄素珍讲师作为题为“‘数字劳动’中资本现代性的权力本质”的会议发言，指出“数字劳动”一般指在平台经济上数据生产与消费合一的经济现象，垄断性的平台资本利用用户在其自由时间内生产出来的数据，获取用户的偏好模式，对其精确投放信息，由此完成资本扩张性运动的消费环节。以数字化、抽象化、简单化机制所形成的数据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已经在起点渗透了由资本所塑造的支配性社会权力关系。用户受其偏好驱动而行动，他的行为仍然可以具有形式上的审慎性和自愿性，但在偏好内容产生的根源处已经被人为限制了可行选择项。这一隐蔽的权力关系一是损害了人是作为有意识的自由自主类存在者的目的原则；二是未加伦理审查的算法过程造成了不可控的治理风险；三是有望成为理性对话的公共论坛被私人化的资本力量所控制。

（供稿、摄影：经济哲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