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 | 宋雪春：敦煌壁画「读书图」赓续中华文脉

敦煌石窟被誉为20世纪最有价值的文化发现，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珍贵资源库。据统计，敦煌壁画保存的与书卷相关的画面共计百余幅，其中绘有直接执（对）卷而阅（诵）形象的“读书图”分布在30余个不同场景之中，时代跨越自隋至五代宋初的500余年。敦煌壁画中的“读书人”手持书卷，展阅读诵，活跃在敦煌画匠所摹写的各种场域之中。作为古代敦煌文化最直观和最直接的传承符号，他们穿越时空与新时期敦煌文化的弘扬者携手并肩，为赓续中华古老文脉，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展现文化自信和凝聚民族力量，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古代读书场景的

　　生动再现

　　别开生面的敦煌壁画“读书图”，带我们步入中古时期的阅读现场。画面的阅读主角，时人所处的阅读环境，流行的阅读方式，偏重的阅读内容，书籍装帧形态，阅读辅助工具，以及人们的阅读习惯和阅读风尚等都得到生动地呈现。

　　有书卷的地方往往就有读书人，出现在敦煌壁画中的阅读人物形形色色，不一而足。从宗教身份区分，阅读者有僧有俗；从年龄来看，阅读者有长有幼；从性别判断，阅读者有男有女。

　　从敦煌壁画所描绘的阅读场景可以看出，当时读书人所选择的阅读地点或于室内，或于户外，或隐于山林，或显于街市。为应读书需求，古人或居己家，或住禅寺，或结草庐，或建学堂。读书人对阅读环境的选择多种多样，具有不囿于时间、不限于地点的鲜明特征。

　　敦煌画匠笔下的读书人或于天光中聚众讲读，或于烛火下独自默诵。读书人面前所展阅的书卷或置之经架，或铺于几案，或捧在手中，读书方式可谓千差万别。

　　为了生动形象，画匠一般会在书卷上点缀代表字迹的墨点或墨线，但这些表意的点或线无法作为判断书籍名称的依据。因敦煌壁画与宗教信仰相关，壁画（或雕塑）人物所读“书籍”大多为佛教经典。需要指出的是，敦煌壁画所存“学堂读书图”，可与缀有学郎题记的藏经洞所出文献相互印证，揭示了学郎习诵范围之广泛，涵括童蒙读物、诗词歌赋、儒佛经典等诸多门类。

　　从敦煌壁画“读书图”可以看出，中古时期的书籍绝大多数都是卷轴装，往往被翻阅的一端舒展在阅读者的两手之间，而未被翻阅的一端处于卷起状态，被阅读者自然握于手中。不同的是，“学堂读书图”中廊下学郎所读之书，虽非典型的册页装，但相较前期的卷轴装，已经出现明显“缩小”的倾向，是卷轴装向册页装过渡的中间形态，其学术价值弥足珍贵。

　　敦煌壁画中的阅读者在读诵时，往往借助一种重要的辅助工具——经架。据相关学者研究，经架有横托式经架和盒式经架等不同样式。不同样式的经架均用作放置或固定卷轴式佛经，适合长时间阅读或对众宣讲时解脱双手。经架的发明展现了古人的智慧之光。

最早的女性读书形象

　　随着出版业的繁荣和才女文化的兴盛，明中叶以后以读书为主题的仕女画大量涌现，汉唐时期有才识女子成为男性画家乐于摹写的对象。鼎鼎大名的才女如宣文君、班昭、吴彩鸾、鱼玄机、薛涛等形象单独入画，图中人物或面众宣讲，或捧卷静阅，或对卷凝思，成为明清仕女画的重要构图。反观汉唐之际的传世画作，描绘女性生活的如《虢国夫人游春图》《捣练图》《簪花仕女图》《纨扇仕女图》《调琴啜茗图》《宫乐图》等，宫廷画师眼中的皇族贵眷，热衷的是树荫品茗、慵坐调琴、花间戏犬、乘马游春，她们闲适奢靡的生活有花有酒有琴瑟，却没有书卷的影子。因此有学者断定，在晚明以前，描绘女性生活的图画中几乎没有书本的踪影，仅有的几幅例外中，书籍也只是作为装饰品摆放在贵族女子的书桌上，并没有被捧起、被阅读。

　　诚然，受绘制载体和保存条件的限制，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时代中原画家作品大都失传，现知唐代绢纸绘画遗存不多，且部分为后代摹写。前揭传世画作中女性阅读形象的缺失，表明阅读并未成为当时女子推崇的风尚。但不可否认，各种古代壁画（包括地上建筑壁画、石窟壁画、墓室壁画）是流传广泛、影响深远的重要艺术形式。从美术传承的角度看，石窟壁画与绢纸绘画一样都是隋唐时期主流文化的反映，因此考察汉唐之际绘画中的女性人物，就不能忽略现存壁画的阅读形象。尤为可贵的是，在敦煌壁画中发现的数幅与女性阅读相关的画面，不仅有助于弥补中古时期传世文献所载女性读书活动和教育情况的不足，而且更正了古代“女子读书图”肇始于明清时期的传统认识，无疑将中国古代最早女性阅读形象出现的历史提前了五六百年，在阅读史上的价值不言而喻。

窟主人生的投射

　　洞窟的营造少不了功德主的谋划和参与，并融入功德主个人或家族的政治诉求及修行门类等元素。莫高窟第85窟是敦煌归义军历史上第二任都僧统翟法荣，在咸通三年（862）至咸通八年间，于都僧统任上主持开凿的家族窟，俗称“翟家窟”。第85窟窟顶东坡楞伽经变所绘“比丘烛下诵经图”，绿衣比丘所处经变画的同一序列另绘有十二个主题图，几乎所有与诵经、坐禅、说法等有关的表现比丘生活的形象都出现在这一序列中。十三处主题图有六处表现僧人生活，究竟是“巧合”所致还是另有深意呢？

　　翻阅翟氏家族历史，会发现比丘形象对翟氏家族具有特殊意义。翟法荣的父亲翟涓本为“一郡提纲，三端领袖”，但是“情殷慕道”“悟世非坚”，毅然由文士入佛门。翟法荣年少出家，而后勤奋修习，成功跻身僧界领袖之列。烛光下的诵经比丘面容清秀，勤奋刻苦，物我两忘的专注状态正是年轻时翟法荣用功精进的写照，恰与该窟甬道北壁西起第一身翟僧统的供养人画像遥相呼应。而同处下沿序列的“良医喻”，似乎又跟翟法荣的“五凉师训，一道医王”身份不谋而合。另外，从观瞻角度来看，比丘诵经图所处楞伽经变的最下沿，正是成人45度仰视观礼的最佳视角。这一身身的比丘画像，毋宁说是功德主翟法荣的化身，述说着他波澜壮阔的一生。

　　功德窟对经变画主题的选择，不同经变画在空间上的排列组合，同一情节的条幅画在不同洞窟经变画所处的位置，均与窟主的人生经历、政治身份、家族信仰密切相关。这些细节皆体现了窟主对石窟营造的用情至深，算得上功德主人生的折射与信仰的渗透。

文脉的传承与延续

　　敦煌壁画所存“读书图”通过艺术化的方式，真实还原了中古时期的阅读活动现场，真切地反映了古代不同阶层和身份的人们在多种场域中的阅读行为。敦煌壁画“读书图”作为破解古人阅读活动的具象密码，与其他中古时期传世画作以及寺观壁画、墓葬壁画中的“读书图”一起，全方位立体化地展示了中古时代的书籍阅读活动。古人画作呈现的大量与书卷相关的信息，一方面为我们了解古代的书籍、阅读人物以及阅读风尚提供了宝贵钥匙；另一方面，为我们讨论古人书籍阅读在不同时期文化传承与发展中的作用提供了珍贵资料。

　　中华民族历经沧桑、饱受磨难，而中华文脉延绵不断，历久弥新。敦煌壁画中的一帧帧读书图像、一幅幅阅读画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和传承的动态过程与最佳例证。图像中的男女老幼，无论他们的年龄性别有差，还是宗教身份相异，不管是宣讲者还是听讲者，他（她）们都以传承者的身份，占据古老文脉延续中的重要一环，在赓续和弘扬敦煌文化以及中华文明的进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写本学视域下敦煌遗书中古代裱补研究”（21BZS143）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澳门金沙城中心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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