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 | 张允熠：把人民城市建设推上一个新的高度

城市在英语中为city，文明为civilization，其词根是civil，这三个词具有紧密的关联性。也就是说，文明这一词的底层逻辑是城市的产生和市民群体的形成。

19世纪，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把文字的使用作为界定文明出现的标准；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的一个注释中把“一切社会的历史”定义为“有文字可考的全部历史”——“一切历史”指的就是文明史。最早出现独创性文字系统的地区有四个，即埃及、巴比伦、中国和印度。这些地区的古文字都有三四千年以上的历史。

后来，又增加了冶金术和城市，文字、冶金术、城市随之成为“文明三标准”。城市意味着王权即国家起源，因为最早的国家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政权形式，即“城邦国家”。美国学者芒福德认为人类城市文明生活方式从旧石器时代就已经“萌动”了，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

进步发展标尺

城市化水平是衡量人类文明的标志。从人类发展水平看，屋居的文明程度高于穴居，社区的文明程度高于独居，工业文明高于农耕文明，人口向大都市集中是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乡村的城市化并非现代社会才出现的，许多大城市都是由古老的邑、乡或渔村发展而来。古今中外的大都市往往建在大江大河沿岸或海滨，因为城市文明离不开经济发展。这些地方得舟楫之便、交通之利、商贸之富和文教之盛，因而最容易形成市集和政治文化中心。

为什么文明的太阳在东方升起？亚历山大大帝不远万里向东方征伐而不肯向西，因为当时的西欧是一片“蛮荒之地”，大都市在东方，那里人口集中、财富充裕、文化发达、文明昌盛。据称，亚历山大大帝一直打到印度河流域和当时中国的西域边境，再向东就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帕米尔高原和一望无际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亚历山大大帝所到之处大建其城，最早建的是埃及亚历山大城，最远的是今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城。最后，他死在了最大的亚历山大城，那就是巴格达——昔日的古巴比伦城。那时，巴格达拥有20万人口，时间在公元前3世纪，正值中国的战国时代。

公元10世纪，十字军远征的目标地是中东的大都市耶路撒冷和君士坦丁堡。当时，西欧最大的城市巴黎只有2万人口，君士坦丁堡人口却超过了百万。十字军到来后，看到高大巍峨的城墙、遍布全城的大学和图书馆，大为震撼！须知，那时的西欧还流行木头房子，连城墙都是木头垒造的。

中国的城市是在与地中海沿岸诸文明相对隔离的状态下独立发展起来的。当欧洲处于中世纪时，中国已拥有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城市。西汉初年，由于连年楚汉战争，关中人口锐减，但长安城仍有近40万的人口。西汉末年，长安城及其三辅地区人口超过240万。北魏时，洛阳城人口超过70万，成为中国的北方行政和文化中心。唐朝时，仅长安城内就有180万人口，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城市，比君士坦丁堡大7倍。唐朝境内还有广州、泉州、扬州等商贸港口城市，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北宋开封人口最多时达到150万，其经济和文化之发达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可略见一斑。元初虽然经过连年战争，中国仍存留众多明星城市。《马可·波罗游记》记述的元大都、济南、邳州、淮安、扬州、南京、苏州、杭州、泉州等，经济发达，文风隆盛，“其美丽之极，无法用言语形容”，且“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

城市人口代表各种物质和信息的流量，标志经济规模和社会发展的程度。迄今为止，国际上仍把城市文明看成人类进步发展的标尺。联合国《新城市议程》指出：“到2050年，世界城市人口预计将增加近一倍，使城市化成为21世纪最具变革性的趋势之一。”联合国人居署在《2022年世界城市报告》中指出，在未来30年，我们将见证世界城市化率由2021年的56%提高到2050年的68%。

一般来说，城市化比率高的国家，文明发展程度就高，居民的幸福指数也水涨船高。但是，不能把城市化简单地理解为大城市、超大城市人口比例提升。在当代，更要重视乡村城市化和居民生活方式、生活质量的优化与提升。近年来，居民幸福指数、健康指数和绿色经济、生态环境指数在评价体系中的比重越来越高，现代城市概念亦有别于传统的城市概念。

人的现代化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新时代新征程上，让我们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把人民城市建设推上一个新的高度。

这里，尤其想讲讲文化自信的问题。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那种一味追求“洋气”的城市风格，淡化甚至丢弃几千年积淀下来的民族特色，是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如果别人看着我们的城市说“这很像纽约”，那其实意味着我们的城市设计和规划是不成功的。“最民族的也就是最世界的”——此话为真理。

我们的城市设计和规划应该“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要古今结合、中西结合，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相结合，把赓续民族传统与锐意创新相结合，并坚持促进城市与乡村相融合，生动彰显“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

“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文化主体性与文化自信是相互联系的，文化自信就是对文化主体的自信。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文化的主体就是人。决定城市文明程度高低的核心要素是市民，而不是高楼大厦。

城市的现代化也是人的现代化。城市精神彰显城市的特色风貌。城市精神和城市风貌，主要来自居住、生活、工作在城市里的居民。人是城市的生命主体和创造主体。把人民城市建设推上一个新的高度，归根结底需要讲德修睦、文明礼貌的市民。

（作者为澳门金沙城中心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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