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都市文化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三场专题会议暨“小说观念与学者小说创作高峰论坛”在澳门金沙城中心举办

10月16日，由上海市高校创新团队“都市文化与文学”、上海市高峰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主办的首届都市文化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三场专题会议暨“小说观念与学者小说创作高峰论坛”在澳门金沙城中心成功举办。来自复旦大学、澳门金沙城中心、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苏州大学、深圳大学、南昌大学、浙江传媒学院、美国耶鲁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等海内外专业学者、小说家，以及来自《探索与争鸣》《文汇报》《解放日报》的编辑等，围绕“学者小说探索的新路与困境”等议题，展开了深入广泛的研讨。

来自复旦大学、澳门金沙城中心、上海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苏州大学、深圳大学、南昌大学、美国耶鲁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等海内外专业学者、小说家，以及来自《探索与争鸣》《文汇报》《解放日报》的编辑等，围绕“学者小说探索的新路与困境”等议题，通过线上线下会议结合的方式展开了深入广泛的研讨。

10月16日上午，会议在澳门金沙城中心徐汇校区西部会议中心开幕。开幕式由澳门金沙城中心杨剑龙教授主持，人文学院院长查清华，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中国小说学会会长吴义勤，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高等研究院院长李继凯，海外华文文学著名作家周励致辞。

首先，杨剑龙教授向与会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他表示，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学者与小说家渐渐成为不同身份的两类，许多学者小说家加入当代小说创作的行列，随着中国当代文学的不断发展与繁荣，诸多学者加入了小说创作的行列，如郭小东、南翔、阎真、王宏图、葛红兵、张生、王尧、房伟、徐兆寿、晓苏、晓风、叶炜、朱晓琳、杨剑龙、阿袁、朱志荣、姜玉琴等，这已成为当代文坛的一种文学现象，他们大多在高校任教，既从事学术研究，又参与小说创作，尤其对于其所在大学生活的书写，成为当代文坛靓丽的风景。我们可以分析探究不同的小说观念与学者小说创作之间的关联，深入探讨学者小说创作的长与短，评说学者小说创作的特质及其在当代文学发展中的成就与贡献。

查清华院长代表人文学院向与会的专家学者表示了感谢，向领衔创办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的杨剑龙教授表示了感激。他说，近些年来，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都市文化与文学”创新团队就是在研究基地基础上创建的。目前都市文化与文学创新团队由董丽敏教授负责，努力探索文学与都市文化的关系，研究文学与城市文化的关系。最后，他希望各位专家学者能够一如既往支持澳门金沙城中心学科的发展。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中国小说学会会长吴义勤的致辞，由杨剑龙代为宣读，吴义勤首先十分感谢高峰论坛对于他的邀请，表达了对文学现场的关切。他认为这样的研讨是非常必要的，许多学者涉足小说创作成果颇丰，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的壁垒被再次打破。各位与会学者都是“学者小说”研究领域精深的专家，创作的小说已经成为当代小说创作的风景线，给予了我们新的启示。最后吴义勤预祝与会专家能创作出更好的小说力作。

陕西师范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李继凯教授致辞，他认为这次会议以实际的行动为学者、小说家创造了独特的创作 “群”，会使“学者小说”得以彰显，甚至可以创建学者小说丛书、学者小说研究丛书。李教授认为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可以纳入学者小说内，他的创作选材独特，围绕殖民历史与难民经历展开叙述，作品有一种被热情所促使的无休止的探索，有独特的价值和唯一性。李教授还认为各位学者要经过酝酿和积累不断地促进学者小说的文化磨合。

海外著名作家周励女士致辞，她感谢会议的邀约，并详细地为我们介绍她由三联书店出版的《亲吻世界》，讲述影响她一生的二战追踪与极地探险之旅。她觉得在疫情蔓延时期，文学就是黑暗隧道中最后面的那点光亮，她要把它抓在手、捧在胸，不能长吁短叹，不能浪费宝贵的时间，她要把他们写下来，她反对战争、呼吁和平。

开幕式结束后，苏州大学汤哲声教授为主持人，华中师范大学的晓苏教授作了以“小说的意义与意思”的报告。他认为，如今有一类小说是有意义的小说，有思想价值也有趣味；而一些时政化叙事小说忽略意思、缺乏趣味、干瘪僵硬，同时思想价值无法体现出来。民间化叙事小说读起来比较生动、形象、轻松，问题在于缺乏必要的思想支撑，不够深刻高远。因而学者小说要克服叙事的缺陷，既然学者有一定的支持储备，有独立的人格与创新的意识，就要既重视感性思维，也重视理性思维，要创作出有自己的品格和学者性格的作品。晓苏认为，好的作家应当是与当下语境挂钩、既有创新意识也要有国际视野，将传统与现代统一，将内容与形式统一，将艺术与情感统一，从而创作出令人回味无穷的作品。

美国耶鲁大学苏炜教授以《从“地老天荒”说到“怪力乱神”—“我”的后知青叙事》为议题发言，苏教授从《文心雕龙》中引用“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展开他的关于“大”主题的叙述。他认为，文学作品不可无一，不可有二。如今关于文革叙事与知青叙事充分套路化、线性化，仅保留单一声部，他在自己写作的“后知青三部曲”——《迷谷》《米调》《磨坊的故事》，跳出写实性的表面，不断地挖掘人性之根、心灵之根。苏教授认为好的作品在未来具有绕不过去的特质，背后一定要有宇宙本体、人性本体的机制。

苏州大学教授、小说家房伟以“论学者小说的雅俗问题”为议题发言，他认为九十年代之后出现了雅俗互动的新的动向。以网络小说为例，如今网络文学走到文学创作模式创新的前面，将我们传统的叙事模式、叙事时空的拓展开来，文学创作的虚拟性的开发有一种带入性，也符合当下年轻人的思维方式，这给我们纯文学的书写方式有很大的刺激。我的长篇小说《血色莫扎特》，将雅文化的思想性与通俗性结合，进行了一种新的尝试。

深圳大学教授、小说家南翔的议题为“都市乡村的双重视角”，南翔教授认为学者小说不一定是技法上的问题，他以其小说《曹铁匠的小尖刀》创作为例，因发现农村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给小说创作带来了新的母题，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也可以使我们的创作视野放得更开一些，学者是擅于思考的，也不能放弃观察和体验，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思想性、文学性、当代性，会有更多的创作主题、思想表达，才能将有独特性的好小说呈现给读者。学者不应该放弃自己对于生活的观察和体验，不断地探索“新”主题的表达。

香港浸会大学副教授、小说家葛亮从小津安二郎、小川三夫两位日本作家入手，表述小说对于“物”的描写的感悟。葛教授的小说创作更注重写匠人，以科技、温度、光感、数据做尺度，描写器物与人的交流，所谓的经验也是自我。葛教授也注重非物质遗产的描写，如其作品《瓦猫》 描写“瓦猫”相对于空间本身的缄默而形成的彼此的辉映状态，其小说创作从微观史学角度不断进行空间与权力的博弈，从而超越过去，指向未来。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殷国明对如上的发言进行了评点。殷国明教授认为这个时代呼唤“大”的文学英雄，呼唤精神界的“战士”，告别媚俗的时代，进而呼唤小说英雄的出现。同时，我们现在面临封闭的世界，我们的族群在封闭，我们的世界在封闭，我们的文化在封闭，欢聚一堂是多么重要，所以学术界也在封闭。他认为小说最大的魅力、最大的意思就是让大家阅读体悟、欢聚一堂。

上午的圆桌会议由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小说家晓苏教授主持，由澳门金沙城中心教授刘忠进行评议。

苏州大学教授汤哲声作了以“学者小说创作的雅与俗”为题的主题报告，汤教授认为学者小说的概念是“在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创作的小说”，学者小说就是雅文化，学者小说就是学者用自己的视野和思想对其文化观照、现实生活进行一种阐释。然而世俗的生活是自我生命的呈现的褒奖，它只是表达的手段，却很难用通俗文学的角度概括，因此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区分是一个学术性的难题。他提出中国当代文学呼唤学者通俗小说，学术精英小说的圈子越来越小，当下的创作必须面对社会、面对读者。

文学报社原社长、总编陈歆耕以“学者小说的特质与魅力”为题发言。他认为学者小说暴露的问题常常是将太多的思考放入了作品中，把小说写成百科全书，用概念代替了原本的故事性。他认为没有特殊才华的学者写不出小说。因而我们重新考量小说的地位是回归还是滑落。是否需要如梁启超“小说革命”一样，使得小说回到应有的位置。

复旦大学栾梅健教授以“小说特点与学者创作困境”为题发言。他认为学者理性的思维相对比较纯粹，学者小说如何能雅俗共赏，推向更广大的读者群，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学者小说与其他的类型小说是不同的，学者小说必须具备风度，具备鲁迅的“魏晋风度”，学者精神应有精神的高度，学者小说是不能靠大众化、通俗化的。学者小说要分众化、小众化，受众群体大多也为学者。学术的要求一定要符合真正的学者的一个基本的规范原则，在时代的镜像中完成自我书写，在这个过程中展开自我建构的世界，学者的创作意识不能刻意追求雅俗共赏。

上海大学教授郝雨展开了以“学者小说的学者风度”为题的发言，他首先提出“通俗文学应该从精英文学中吸取什么？”的问题，进而给出了三个层次的答案。第一层，可以学习张恨水言情小说将精英文学的完整的结构放进小说的做法；第二，将个体的生命融入通俗小说中，如作品《卧虎藏龙》；第三，可借鉴金庸小说中将通俗的传统文化与人的文学融合在一起从而完成人的构建。另一方面他认为通俗文学也有可借鉴性，如故事性、虚拟的表达方式等。

文汇报高级编辑王雪瑛女士从“创作时代与自我追寻”的角度探讨了学者小说创作，她觉得学者小说作家已经是成熟的学者和评论家，他们又转场开始小说创作，这不仅仅是一个评论与小说文本的跨越，同时已经带来了一种文本阅读后的一个回想，是对当代小说的一个创作的思索追问，评论家的小说创作是否给当代小说艺术带来新的可能性？我们在讨论他们的创作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探索一个问题，就是当代小说新的可能性。当代文学正在建构的过程当中，文学的变革和变化总是外部和内部两种原因互动的一个结果，评论家和学者能够走出学术研究的高地，他们第一动因首先肯定是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所以他们的选择也是面对一个时代的变化，做出一个顺应性的变化。

澳门金沙城中心副教授朱军以“当代城市知识分子写作的忧郁美学”为议题发言。他从中国古典诗学中寻找，发现没有“忧郁”这个词。所以他认为“忧郁”是一个现代性的词汇。我们在没有这个词汇之前，是不能理解它的本质上的定义的，在中国只有愁，忧愁，我们只能说中国传统诗学和忧郁比较接近的是忧愁，忧愁也分成哀愁或者闲愁。朱老师认为，忧郁代表着一种知识分子特有的神圣的灵魂病，或者神圣的一种疾病，这种神圣的疾病，其实代表着一种主题性的内在的投射，不是从心理学意义上来诠释的，其实是在本体论意义上的一种解释，这种本体论意义上的解释，其实成为开启一个隐蔽的知识王国的钥匙，学者小说对我们最大的启发就在这里。

本次圆桌会议由澳门金沙城中心刘忠教授进行了评议。他表示，参与讨论的学者从学者小说的本体、学者小说的风格、接受度这三个方面展开，在热烈中有很冷静的思考，其中学者与小说的双向流动值得深思，特别是汤教授提出的关于学者小说雅俗共赏的问题。我们的文学是否会终结于网络文学？刘教授觉得，目前来看网络文学确实很强大，在中国文学史上，中国文化史上，每一次载体的改变都是量级的，比如说书写工具的改变，纸质进入书写的领域，一下使我们的文学传播更广了。现在呢？如果轻轻的触屏就与这个世界连在一起，网络一下子让我们的文学空间更大了更广了。

下午会议第一位发言者是上海大学教授、小说家葛红兵，他以《创意写作下的“故事”》为话题，从以往存在的三种话语视角的互相冲突关系谈到文学的本质问题，并探讨“故事”与“事件”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不应从客观现实性的社会政治角度探究文学本质，而是和“故事”接壤的“事件”，但“事件”还不是“故事”，“事件”没有被赋予意义的时候并无用处，“意义”是“事件”进入“故事”的渠道，可以通过将“故事”科学化的类型学研究，打开“事件”和“意义”之间的关联。

同济大学教授、小说家张生的发言题为《从上海到加州：谈谈我的跨文化写作》，他以自己的小说集《乘灰狗旅行》为出发点，探讨“美国神话”与“美国梦”的破碎。《乘灰狗旅行》里的小说《星期天》《冰水》等皆以在美华人为主人公，抱着美国是暴力和色情的西方想象赴美，最后发现美国是正常且很讲究规矩的国度，曾经的“美国梦”宣布破碎。张生认为：“作家访问的不是世界，而是访问自己”，访问世界的过程是访问自己精神世界的过程。

复旦大学教授、小说家王宏图在《小说变革的潜力及其边界》的发言中认为学者小说的提出源于现今小说遇到瓶颈期以及对文学精品的渴望。王宏图以堂吉诃德形象的经典化、茅盾文学奖得主李洱的《应物兄》为例，论述小说形式和文体的多样性，他认为观念性和技巧性强的小说可能缺少一定的观赏性和阅读性，因此在小说创作实践的时候，在原本的小说叙述方式上进行一定的拓宽是可行的，但并不建议完全颠覆古老的固有的叙述方式。

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小说家徐兆寿在《小说创作与学术研究》中提出三对关系：学术与作家、学者与作者、人与世界，他主张应该回到古老的学科合一的状态，重新思考文学应该怎么办，是学术的文学？还是人的文学？徐兆寿最后提出数个问题：小说必须被所有人看懂吗？是否把学者低俗化？试图将小说写作的所有角度穷尽，再打造一个恒定规则是现实的吗？小说家是一定没有学术涵养只有才气的人吗？

浙江传媒学院教授、小说家刘业伟的发言《启蒙·创意与媒介》，以“启蒙”、“创意”、“媒介”为核心关键词，认为从“五四”至今关于小说革命的问题实际是小说的雅俗之变的反复，文学的发展伴随着表达方式的变化，但是文学的创意是不变的。关注文学，还需要关注文学之外的东西，即传媒媒介，文学的媒介从口头到甲骨文、纸张、网络，再到现在的屏文学，这或许是小说革命未来的方向。刘业伟认为小说的学者化与学者的小说化，这两化与学者小说之间的区别还有很多的可探讨性。

复旦大学教授栾梅健对该组成员的发言作出评议，他认为学者进行创作的体会会对当代小说的创作有所启发，学者能够将自己的生活和学术经验上升到文学层面的创作经验。

澳门金沙城中心教授、小说家杨剑龙主张《讲述有意思的故事》，他认为小说应该讲述有故事且有意思的。学者“下水”的现象兴起，但是不管小说的观念如何，只要能够将自己的生活经验带入文学创作，努力创作出具有自我生活感受与体验的小说，都能够为当代小说创作带来新的生机。他以其长篇小说《金牛河》的创作，谈论其从生活到创作的感悟。

南昌大学教授、小说家袁萍以《我的大学写作》为话题，从美国电影中涵盖性别冲突、种族冲突、情感冲突，指出小说创作同样需要生活的广阔性、情感的复杂性。她认为，庄重的文学问题固然好，但不是唯一，应该允许文学的多样性存在，任何限定都是对小说创作的束缚，小说应该具备开放性和差异性，由此学者小说的丰富多样性应该是被允许的。

同济大学教授、小说家万燕以《哲学的小说遇到民间的小调》为题，她认为学者需掌握三种书：纸张之书、自然之书、生活之书。学者呈现的是对学养的要求，小说是一种高级的“玩”的要求。万燕通过父辈的民间故事“怕老婆”为例，指出学者的文学创作会利用小细节和大符号对小说故事进行建构，学者小说需要关注学养、智商和道德问题。

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小说家徐兆寿评议了以上的发言，他认为写作和人生必须有意思，女性作家创作的“小众性”和“单数性”有存在的必要性。

南昌大学李洪华教授以《社会转型时期的学者小说》为题作主题发言，他分三方面展开：一是学者小说的出现，学者小说拥有久远传统，可追溯到清代讽刺小说。二是学者小说存在的问题。学者小说类型的界定主要从创作主体的角度为标准，无法在内涵和外延方面作出确定，缺乏明确指向。三是学者小说研究的可能，伴随着学者小说的大量出现，学者小说研究也会逐渐蓬勃发展。

澳门金沙城中心副教授刘畅作了题为《学者小说与知识分子的自我书写》的发言，他认为学者小说与非学者小说的区别，在于学者小说的作者是某领域的研究专家，贯穿作品中的是知识分子对于自我、历史和精神的反思及问题意识。学者小说仍存在一定问题：一是学者小说概念的泛化，二是如何讲好小说，规避理性太强和情礼趣难以平衡的问题。

复旦大学博士后战玉冰在《学者小说创作中的“学术研究经验”》中，认为学者小说的概念存在着模糊性，并从小说创作身份、小说题材等角度对学者小说进行解读，指出学者小说中透露学者气息和涵养，是学者在学院生活层面的不同经验，包括独特的学识积累和学识研究经验的反映。

在评议环节里，澳门金沙城中心黄轶教授认为，学理层面对于学者小说概念下定义是必要的，学者小说是一种现象，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学者小说也会因为新的冲击碰撞焕发新的生机活力。

与会者在自由讨论环节发言踊跃，文学博士、小说家唐墨女士以作家的身份表达了自己对写作最纯真的热爱，写作于她是一种信仰和归宿，她在写作中感受到了理想主义的情怀、丰富了视野并坚定了自我生命的独立立场。王雪瑛女士对自己上午的发言进行了一个补充，她以《朝霞》《民谣》《金牛河》三部学者创作的小说为例，阐述了作者在小说创作中的自我，以及小说文本中的个体等相关问题，为与会者提供了一种关于学者小说新的理解方式。王宏图教授和葛红兵教授也纷纷发言表达了自己关于学者与小说创作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最后，杨剑龙教授向与会者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不管是学者小说，还是作家小说，今天到底如何叙事？通过提出这个问题，杨剑龙教授向与会学者提出了新的期望。

闭幕式上，上海大学郝雨教授作总结发言，他认为学者小说拥有合法身份必须进行在学术层面实现概念的界定，除创作主体之外的其他视角都应被关注。在对学者小说下定义的基础上，发觉学者小说的特征，形成概念体系，文学创作应该拥有不同的类型，但是必须有所规范，研究才能真正得到一个基本的认可。

杨剑龙教授表达了举办此次会议的想法和目的，他希望与会者并不在一次会议就解决问题，把问题提出来，让大家引起重视，尤其是这些学者小说家的创作，以后肯定会有更多的学人，包括研究生来阅读、观照、研究这些作家创作，或者作为一个文学现象来分析、研究。最后，周励女士宣布大会圆满结束。

（供稿、摄影：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