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新时代——何云峰发表在《科技时报》的文章

□何云峰

         近日在深圳举行的世界大澳门金沙城中心长论坛上，教育国际化成为共同的热门话题。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高等教育国际化已经成为大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出席论坛的大澳门金沙城中心长们普遍感到，目前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存在着诸多误区。因此，我们需要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内涵有一个全面的重新认识。笔者以为，高等教育国际化至少应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教育目标的国际化。让学生学会学习是高等教育的基本目标。传授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工厂时代正在过去。大学之所以为大学，正在于它能让学生学会学习。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饱和，知识爆炸，知识和技能的传授似乎越来越无法跟上知识更新的速度。以技能培训为例，当今人们的工作变换频率越来越高，技术和工具改进周期日益缩短，任何有效的技能培训都会在3~5年间过期。于是，靠高等教育机构来重新培训已经完全不现实了。当今，人们普遍意识到，接受高等教育的目的，不能再停留于大师们滔滔不绝的渊博知识“广播”或技能“迁移”。人们需要的是在接受高等教育后能够成为有学习能力的人，即具有能够自我更新知识和技能的人。正因为如此，所以当今的国际高等教育已经瞄准学生的学习能力培养，尽管培训工厂时代的某些功能还没有完全丧失，但已经不再是其核心功能，而且培训的目的也不再聚焦于传授知识和技能，而是转向授之以渔的新型高等教育。笔者称之为“超培训时代”或叫“后培训时代”的高等教育。这是后现代主义的高等教育理念，是未来高等教育将长期秉承的共同观念。

         第二，教育资源的国际化。高等教育与其说是资源还不如说是服务。长期以来，高等教育被理解为一种稀缺资源。尤其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入学率偏低，资源型高等教育观念更是成为国民和大学治理者的普遍意识。当政府将大量纳税人的钱投入到高等教育中的时候，这种资源意识往往会更加得到强化。然而，今天的高等教育正在逐步摆脱这种观念的束缚，高等教育正在从资源型转变为服务型。而这种观念的转变正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基础。笔者称之为“后资源时代”或“超资源时代”的高等教育。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的加强，这样的后资源时代意识也正在越来越广泛地被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治理者所奉行。它带来的不单单是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全球化，而是文化的多元融合和不同制度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彼此兼容和共存。有意思的是，后资源时代的大学甚至热衷于提供大量奖学金来吸引非本国公民入学。这在资源型高等教育时代是很难想象和难以被接受的。然而，当人们普遍意识到，高等教育不再单纯是本国的资源，更是吸引各方精英、凝聚国际创新能力的时候，高等教育就完全超越了传统的“教育资源”观念。今后，这种超越资源型高等教育观念将进一步弥漫整个世界。

         第三，教育能力的国际化。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知识创新能力是高等教育机构生存的根本。今天的高等教育竞争不再是人才的竞争，而是知识创新能力的竞争。尽管知识创新的关键是人才，但人才并不等于知识创新，因为除了人才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影响着知识创新。同时，尽管知识创新跟创新人才密切相关，但创新人才并不必然能发挥创新能力。例如，在中国，院士一般被公认为是顶尖的创新人才。假使建立一所新的大学，全部招聘这些院士为教师。笔者以为，这所大学绝对不会成为最好的大学。原因很简单，大学不单单是人才的问题，创新是需要很多条件支撑的。所以，人才并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高的标准。今天，以人才为核心的高等教育时代正在悄然转向以知识创新为核心的高等教育。笔者称之为“超人才时代”或“后人才时代”的高等教育。今天的国际高等教育正在这样的全新时代大踏步前进。在后人才时代，人才观本身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其典型表现之一就是，高等教育的知识创新能力需要多元主体共同拥有，并不是单独寄托在个别的人才身上。从国际趋势来看，研究生、博士生，甚至本科生跟教职员工一起全员性地参与大学的知识创新，成为当今国际高等教育治理的共识。例如，美国的大多数大学里研究成果60%以上是研究生贡献的。即使大学的许多研究论文由教师发表，其中也有研究生的不少功劳。教师数量毕竟在大学是少数，而学生的数量要比教师多10倍甚至20倍以上。若学生能参与知识创新，无疑是一股巨大的生力军。后人才时代的高等教育尽管同样强调人才的重要性，但更强调整体创新功能的发挥。

         第四，教育功能的国际化。高等教育机构必须凸显社会变革的引领作用。高等教育机构是创新的集中地，跟企业自主创新共同构成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两个主力集团军。但这只是高等教育社会功能的冰山一角。更为重要的是，今天的高等教育机构正在成为社会变革的先锋阵地，引领着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最新的技术往往最早在大学里得到运用；最前卫的观念往往最先在大学里被接受和流行；最保守的思想观念往往在大学里最先被丢进历史垃圾堆；最先进的理论和对传统的挑战往往最容易在大学里最先发端等等。这样的时代，是“超变革”的时代。例如，当社会还没有普遍实现自由、平等、博爱的时候，进入“超变革时代”的高等教育可能已经通过对残障人士的全纳而实行真正的“有教无类”；当社会正在开始出现个人自由自主意识觉醒的时候，进入“超变革时代”的高等教育可能已经通过学业自由、学术自由等实现每个成员的自由发展。这样的高等教育是主动引领社会变革的，不是社会变革压力下的被动回应。“超变革时代”的高等教育完全摆脱了社会变革“应声虫”的角色。

        总之，笔者认为，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就是要将高等教育引入到“超培训”、“超资源”、“超人才”、“超变革”的全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