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大变局下的中国文学新形态探究国际学术会议在澳门金沙城中心举行

8月21日，“中国与世界：近代大变局下的中国文学新形态”国际学术会议在澳门金沙城中心徐汇校区成功举办。会议特设圆桌论坛，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澳门金沙城中心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聚焦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近代中国文学新形态的发生与特点，进行了跨学科对话，带来了一场学术盛宴。 

从傅兰雅的预判说起

复旦大学的段怀清教授以“傅兰雅的三个预判”为引子，开启了论坛对话。晚清最为重要的西学东渐的使者之一傅兰雅（John Fryer），在1895年5月22日写给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董事会的求职信中，对晚清以来中国近代知识教育的发展进程进行了简要概述，涉及中国的知识教育、语言文学以及学术语言三个领域的变革。根据傅兰雅的预判，中国知识教育的未来必然是留学生取代传教士，成为中国近代知识教育变革最主要的力量。关于中国语言文学的前景，他认为，随着西方知识和西方语言在中国的不断传播，中国文学将走向衰败甚至走向毁灭。同时，他预判中国未来的学术语言是英语。然而，从中国近代知识教育，特别是澳门金沙城中心教育的发展历程来看，傅兰雅的第一个预判基本符合中国历史的发展情况，即针对中国近代知识教育，他提出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大量翻译西方科学著述，第二个阶段是逐渐发现，仅仅借助于这些翻译的著作，是无法满足中国知识教育的近代化需要的。因而，他认为中国需要派留学生到欧美国家留学，这些归国留学生会迅速成为中国近代知识教育的主体和主力。

纵观傅兰雅在晚清中国的地位，尤其是他对晚清中国的科学教育的贡献，段怀清教授直言：“在看到傅兰雅档案中的关于这三个预判的文献材料时，对于我，多少还是有不小的触动。”清末新式学堂的大量出现，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就是晚清以来翻译的大量西方教科书，事实上傅兰雅是这些教科书最重要的译者之一。结合傅兰雅的影响力与第一个预判的“准确性”，学界不免会对其剩下的两个预判给予更多关注与思考。“显而易见，傅兰雅后面的两个预判，在某种意义上都不符合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现实，但又不能说这两个预判在我们某些领域或某些方面就完全不真实。”段怀清教授以第三个预判为例：“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自然科学领域里面，中国科学家做的最好的论文一定是力求发表在《自然》或者《科学》等世界最有影响的学术杂志上，那些杂志不是用中文，媒体文章、学术文章也不是用中文来书写。”就这一点而言，似乎“英语成为中国的学术语言”的预判兑现了一部分。但段教授更多地强调认为，不能如此简单地理解傅兰雅的描述，要注意“傅兰雅预判中最基本的语境”，即晚清以来的西学东渐，具体是指传教士们带进中国的这一场知识运动。一方面，傅兰雅提出学术语言变革是基于当时中国的知识教育不断细化的语境，另一方面，对于当时世界上的殖民地国家来说，宗主国的语言往往成为当地官方或者是具有主导性的语言。在殖民扩张的世界格局中，本土语言以何种方式存在？或者说语言的权力处于何种地位？段怀清教授认为：“这一点或许才是傅兰雅提出预判的某种依据。”陈建华教授同样认为，香港的半殖民的实现，是傅兰雅对中国的语言文学缺乏“信心”的一个重要原因：“自从开埠之后，已经有差不多半个世纪，他有足够的信心，像上海这样的一个地方，早就成为世界文明的各种制度、学说的实验地。傅兰雅似乎看到了未来，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提倡罗马字，根据中国的文言提倡白话，取得了他们可能认为相当的成就。”

段怀清教授率先梳理了傅兰雅提出三个预判的两个方面的依据。一方面，就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情形来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外界对中国知识界的冲击远超此前任何一次西学输入：“这一次对中国知识界的冲击，甚至于让傅兰雅这一类来华传教士都深切地感受到了。以前的中国士大夫阶层也罢，或者总体意义上的所谓知识阶层也罢，对西学所持的态度，远远不及他在1894年所观察到的西方世界所带给中国知识阶级的总体性的一种刺激，或者说冲击。”正是在1895年前后，当时的政府官员已经找到傅兰雅，开始对近代中国进行一些制度性的改革及思想准备。另一方面，从傅兰雅个人角度来说，段怀清教授根据傅兰雅档案中的新材料，推断他发起“时新小说征文”是为了向加州大学申请教职。加州大学强调申请人对中国语言文学的研究，而傅兰雅的贡献更多是集中在西学东渐，即把西方的著作译成中文这一方面。“韩南教授并不知道，傅兰雅当年的150多篇时新小说征文，就放在加州大学的某一个地下书库，他也没有看到过相关的书信往来，所以我们就会发现韩南教授是从一个非常正面的积极的角度肯定时新小说征文活动。但如果他看到了傅兰雅档案里面相关的另外一些材料，就会发现，时新小说征文是傅兰雅离开中国之前，非常仓促组织的一次活动。事实上，在组织这次征文的时候，他已经在向加州大学申请教职了。”

因此，在看待傅兰雅的三个预判时，比起反驳其预判的准确性，思考这三个预判给现代学术界研究中国近代文学带来何种启示更为重要也更有意义。“傅兰雅发表言论的一个依据，就是新文学的起点问题。”在理解傅兰雅关于“中国语言文学会最终走向毁灭”的预判时，需要考虑傅兰雅提到的中国语言文学到底指向哪一种文学。中国文学至今依然存在，是毫无疑问的事实，甚至一些学者认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在协调来自传统和外部的冲击的进程中，呈现了一种全新的局面。然而，“如果傅兰雅所说的语言文学，不是指我们今天所说的新文学置身其中的现代文学和现代语言，而是指中国古典语言或者古代语言和古代文学的话，傅兰雅的预判不能说全然的没有预见性。”段怀清教授进一步解释说：“傅兰雅的预判中，并没有说可能会出现一种新语言或者说新文学，但是他预见了在这样一种中国的知识教育、澳门金沙城中心教育不断西方化或者说近代化的进程当中，可能会给中国的语言文学带来的冲击。”

戴燕教授从更为积极的方面，回应了傅兰雅的三个预判。比起“预判”一词，戴教授更愿意称之为傅兰雅的一种“认识或理想”。她从多年研究古代文学和近代文学的学术经验出发，从两方面剖析了傅兰雅这种“认识”的意义。一方面，不仅是近代的中国语言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一开始是白话文，之后很快就不光是口语文学，后来传统的经典、士大夫也慢慢容纳进去。”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各种冲击，逐渐融合并转变成一种新的文学形态，这是文学发展的必然。在这层意义上来说，旧的文学都是走向“毁灭”的。另一方面，对近代中国语言文学的认识，不仅是傅兰雅，“五四”学人诸如胡适等人，也对中国的语言文学提出过种种想法乃至改革的实践。“傅兰雅当年的认识或者说理想，是不是都能够实现呢？我想今天大家已经看到这个过程。”戴燕教授进一步以赵元任等曾提出的“人工语”为例。赵元任的语言学理论完全源自欧洲，在语言文字改革方面，他十分赞成拉丁化，热心于编写国语课本，自己发行一套录音的标准音，物理学标准化的成功移植让他认为语言学也应该如此。然而赵元任说“我做的语言，当年设想是可以有一人工语作为标准语的，可惜不能够实现，最终还是以北京音为主音作为国语。”戴燕教授从更加宏大和整体的视角看待这种“理想”：“其实有时候我们看整个的过程，就是开始时的理想，到后来是要慢慢打折扣的，能实现多少？其实中国讲到晚清近代，已经100多年了，100多年能有这么大的变化已经了不起了。像我研究的文学史，我每年要上文学史课，都从先秦讲起，到后面而言，变化就缓慢得多。所以要这样比较起来，近代文学100年的变化已经太了不起了。”傅兰雅的三个预判是时代背景和他个人的学术经验融合的产物，不仅是傅兰雅，不仅是“五四”学人，“时间会校正个人的变化”。戴燕教授认为，在应对近代的诸种个人“设想”时，要意识到，个人身处大变局时代的时候，需要察觉到对话对象的改变，并及时调整论述姿态，这是与传统文学研究最大的不同，即近代文学中存在着“四面八方的预案”。

传统与现代融合的再思考

正如戴燕教授所言，当今时代与近代最相似的一点是，都要“应对四面八方的挑战”，“五四”学者的种种建议或者说预案，正是为了应对这些挑战而来，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来自传统的挑战。传统不断地“复辟”，“我想我也可以坦白地说，我看到周围的文学发生的变化，比如说大家越来越觉得传统都是好东西，越来越趋近传统，越来越想把传统恢复并捡起来。”因此，在近代文学的研究中，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重中之重的问题。传统绝非完全仅是一种挑战，戴燕教授同时也认为传统更为关键的身份是“古代文学是近代以后新文学的来源之一”，新文学里有旧传统，这是学界的共识，但戴燕教授要强调的是，古典文学之所以能变成新文学的资源之一，是“经过新的价值、新的观念重新估定、重新整理之后的古代文学。”今天所谈及的“中国的文艺复兴”，是一个经过重新总结、重新梳理后的古代文学，借用胡适的话来说，是“重新估定价值的古代文学”。戴燕教授以自己撰写学术史的长期学术经验来举例：“我一个做古代研究的人，都觉得好像还是要回到五四时候所提倡的，要把这个传统，重新估定价值再来学习它，研究它，或者说恢复它，我是不赞成完全、甚至我觉得恢复也不可能，而是要重新估定之后再继续把它作为新文学的资源。”

陈广宏教授同样认为古代文学是近代文学的资源来源之一，这更多体现在理论方法建构的互通性和可参考性上。他从研究古代文学的学术背景和经历谈起，提出了揭示近代文学新形态的方法设想：“如何体现、揭示中国文学的新形态，我想就我对古代文学研究的认识来说，比如说通过还原，通过去弊，通过解构，其实我们或许就可以找到或者说揭示文学的新形态。”陈广宏教授的这一想法是基于古代文学研究的法则：“我自己是研究古代文学的，我也一直有一个比较老派的想法，觉得研究古代的，无论文史，寻找事实、揭示真相，好像就是我们的任务。”所谓寻找中国新文学的形态，更要回到现代学术概念诞生之初，有学者称之为“起点”，陈广宏教授则称之为“原点”，也有研究古今演变的学者称之为“临切点”，都说明了“近代”这样一个时空变局，对传统文学和新文学研究来说，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及价值。 

北京大学的陆胤副教授以八十年代《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的编撰轶事回应了陈广宏教授“回到原点”的说法。施蛰存老先生认为，散文这一卷应该以文艺性的散文为主要，但其实近代编不出那么多文艺性散文，这样最后可能拿出来的篇幅会很少。北大的季镇淮先生反对施蛰存先生的观点，认为不能把散文局限在文艺性散文。近代文学文章最重要的特点，还有政治性和思想性。陆胤教授指出，“这件事就提示我们如何来思考近代，它能够为我们重新思考文学的意义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刺激。”文学研究要回到近代语境中，当时“文学”这个词的定义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陆胤进一步从“文学教育”的古今演变阐述了回到原点的意义。“比如说林乐之翻译《文学新国策》，因为文学就是教育，但是你回过头来想，确实中国古代的诗文之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教育”，“五四以后，我们的很多文学教育，只是让你去看、去欣赏、去审美，从这种审美的内在性角度去理解文学。而中国古人的文学教育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教你去写，这跟我们现代的文学教育是完全不一样的。”陆胤指出，如果从现代的定义回过头去追溯，会发现古人的“文学”概念被放得更大，包括了教育，包括了文人之间的交往，包括了读写的问题，阅读史的问题，书籍史的问题，而上述这些方面，“其实都是应该放在晚清这一段的文学研究的范围之内的。”

戴燕教授、陈广宏教授和陆胤副教授从“传统文学”的视野，建立了传统与现代多层次的联系。澳门金沙城中心朱军教授进一步补充了“现代文学”的视野。朱军教授强调了传统文学研究视角和多学科的研究视角对现代文学研究视角的辅助作用。他认为仅仅依靠现代文学的学术背景，是无法承担近代文学研究的。“很多学者聚焦中国和近现代文学的语文或者是文字转变问题，如果仅从现代文学的视野来考虑这个问题，很多人没有太大的底气，因为现代文学研究者一般将文学革命归结到胡适他们这些人和新青年提出来的一套思想和研究路径。但事实上可以说，如果是一个完全现代文学出身的学者，很难读懂《胡适全集》及其他的一些经典。”朱军以阅读和理解胡适为例，胡适晚年一直从事《水经注》的研究，他的研究已涉及到整个文学思想和思想史部分。胡适的学术领域不仅与文学革命相关，他对中国思想史、文学史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见解和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比如胡适关于文字的观念，一方面借鉴了章太炎，另一方面又融合了西方关于思想和“情”的概念。对于现代文学的研究，需要加上传统文学和其他学科视角的辅助，才能不以偏概全。比如加上传统文学的研究视角后，便能剖析出胡适和章太炎在语言文字之学上的不同面向：“胡适所强调的文和章太炎章他们的文，是做小学的研究使命，它就是在于以文学结合筋骨悬隔的时代，他尊重文字的原始状态，所以从文字的原始状态是最终文明的最本意的状态。文最本意的训诫和最初的形态，接近一种所谓的理想的精神的境界，所以这个思想也是章太炎为什么要从文字工具入手，强调文字，它有一种书契记事和修辞立诚的功能。但是胡适其实是表层的意思，因为胡适的言之有文就是言之有志，就是对文学纯真的追求，这一点他和章太炎是一致的。但章太炎是通过文字来处理复古，他是寻求文明的本意，文明最初的理想状态，但胡适是借助文字来革命，这个是他们不同的一个面向。”同样，借助多学科的视角，注意中国文学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和独特的言文关系，就会发现胡适的语言变革有两个矛盾的方面：“一个是从希腊文、拉丁文的历史，语言的进化历史来比附中国的语言革命，但事实上我们知道拉丁文、希腊文是死文字，它和我们中国的活文字是不一样的，我们中国的文言文是一脉相承的，本土产生的本身就是一种应用的文字，它的语体和文字是血肉难分的关系。它并不是像希腊文和拉丁文这样是外国文字，对他们来说拉丁文、希腊文已经是文字和外国文字。”五四学人通过简单的比附，强化了言文分离和俗语的文学，但事实上不能通过完全的言文分离观念来分析中国的传统问题。”另外一个是通俗文学的问题，因为通俗文学是和文艺复兴时代城市的布尔乔亚的兴起是密不可分的，其中特别是南宋时期繁荣，中国南宋时期的文化，也是和其密不可分的，所以这通俗文学发展的过程也是社会经济史的过程。“现今的研究中，由于现代文学的研究视角过于强调文学的启蒙功能，突出了平民文学和人的文学的观念，实际上是弱化了城市起源和固化条件的特征，”以至于到后面的文艺大众化以后，包括民族文学形式的一些运动，它更加强调了所谓的民间文学，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一种文化的主体性，所以它其实割裂了现代文学和通俗文学这样的一种发展的血脉关系。“由此带来的是现代文学研究和通俗文学研究的割裂”。因此，现代文学的研究视角需要与传统文学的研究视角以及多学科的视野相结合。朱军指出，现代文学的研究视角也会反作用于对传统文学的研究和理解。以“中国文艺复兴”为例，胡适认为唐宋之后是一种进化的历史，所谓文艺的复兴，是宋代的文学延续至今的一种文学复兴运动，但当时也有学者坚持唐宋之后的文学是退化的。同一段历史，有两种不同的思路，“这样辩证的思考方式有助于对整个中国宋代以来的平民化文学的现代性观念进行重新的理解。”

中国与世界视野的融合

戴燕教授认为，“中国近代文学100年的变化已经太了不起了，我想是源于中国真的向世界打开了，整个的语境不一样，近代要应付四面八方的东西，跟传统中国在这一点上是很不一样的。”近代文学生成的背景是“西学东渐”，是在古今中西的交流与碰撞之中，在这种复杂且变化的语境之中构建起一个时空变局。陈广宏教授指出：“近代中国是一个新平台，有很大的一个可阐释的空间，或者说有很大的弹性，这是一种交叉的、开放的，而且是可以持续不断的研究空间，我觉得是可以形成更开放的、更大的交叉对话。”近代文学研究诚然不能忽视与传统文学研究的联系，然而更值得思考的是，当中国传统观念的传承与西方观念的输入，二者汇聚在中国近代文学的形态中时，如何平衡古今中西的关系。

按照周兴陆教授的思考，章培恒先生提出的“古今演变”观念无疑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并且已经被目前大部分学者接受并秉持，然而古今演变的观念并非是仅仅讲近代的，从古代一直到当代，每个时代都有这样的一个演变。涉及到近代文学研究这一部分，便会落实到两个更加细化的问题：“古代文学的去路在哪里？现代文学的来路在哪里？”

要回答上面两个问题，事实上要对上一议题中关于“传统与现代的交汇”思考得更为细致，同时还需要站在“中国与世界”的视野上去探究。

一方面，近代文学新形态的生成，如戴燕教授所言“被重新估定价值的传统文学是其来源之一”。周兴陆教授更为详细地阐述这一观点：“我们在近代和现代的时候，实则是对传统进行一个新的建构。传统就像我们造房子一样，它是建构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建构出来的以后，这个地方就有很多对传统的遮蔽，所以我们现在研究传统对近代的一些判断，实际上要做一些纠偏或者去弊这样的工作。”这种纠偏或者去弊，既涉及到五四时期对传统学术中的某些观念的过度批判，也涉及到对来自西方的已经具有普泛性的一些概念的反思。就前一点而言，比如五四时期对中国传统道德层面的诸多观念存在过度批判，实际上道德确实具有时代性，但它的确有超越时代性的东西，不应被全盘否定。就后一点而言，周兴陆教授举出“文学自觉”、“白话文学史”、“平民文学与贵族文学的二元对立”等概念，指出这些概念都是根据西方的文学概念建构起来的，后人在研究中看似很自然地接受了一些概念和结论，实则忽视了外来概念的水土不服，“白话文学传统到底有没有一个白话文学史？”“关于文学自觉的争论为什么扯不清时段，是因为这个命题它本身是不值得讨论的，或者命题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中国古代是不是平民文学和贵族文学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周兴陆教授指出类似这些晚清五四以后产生的结论，实际上都需要认真反思。

另一方面，近代文学产生的一些超越传统文学的观念甚至理论，在今天的文学研究中依然要继承并发展。比如科学和民主，依然是现今的文学研究里，包括社会生活和文学研究里一定要坚持的思想。比如中国人性的问题，中国的人性论至少是在五四之后比传统要有很大的提高。周兴陆教授强调：“到了后来的人民性的问题，就是当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理论的人民性已经继承问题了。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的苦难，但有多少文学家去关注它？特别在当代文学的人民性问题上，我觉得是我们在理论上提得很高，但实际上做得很差的一个方面的问题。”除此之外，比如说文学利用新媒介，城市文学在古代基本上是没有的，到了在近代以后城市文学才逐渐发展，这些都是近代文学中必须研究并坚持继承的方面。

根据上述两方面，周兴陆教授提出近代中国文学新形态的探索方式，就是“建构新时代的文学传统。”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对自己的文学传统的建构，学者们过去的在五四以后建构出来的传统，今天也要继续去建构新的符合当代思想之下的文学传统或者一个文学史。

“新”该如何定义？陈建华教授从《海上尘天影》谈起，阐释了在近代文学研究中，不仅要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视角关系，还需要站在中国与世界的视野中看待近代文学的形态。陈建华教授特别提到“海派”研究，他指出“从前我们研究周瘦鹃，几乎没有提到海派，所以想想这两年大概有时候讲海派是跟风，大家都在讲，我现在经常觉得有的年轻学者比较敏感，也说明没有必要把你的研究变成一个地方性的（研究）。”对陈建华教授来说，他更关注的是晚清文学作品中呈现出的全球的文明和文化交流细节。“我比较关注怎么样在19世纪全球的资讯跟价值的交流过程当中，上海作为一个出版中心，在当时也是一个思想的中心，不要局限在所谓的海派，它实际上是一个全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获得聚集的地方。”陈建华教授以”妓女与职业女性“为例，从打破时空界限的全球视野来分析：“妓女这样的一个公共空间、半公共空间，私人的、公共的男女之间出现了一些这种关系，并不是从过去传统的所能界定，实际上也是随着妓女成为商品之后，出现了上海一整套的妓院管理制度，从意识形态来说也是一个所谓的金钱主义。”这将会涉及到文化与文学结合的问题，怎么样去把这些作品放在一个更大的全球的时空，甚至于怎么来看待“想象的共同体”，才是晚清的文学作品比较值得研究的一个面向。陈建华教授在此回应陈广宏教授提到“如何能够更加多元和跨界的研究”，他提到狭邪小说里边有很多资料是设计物质史、服装史、时尚史等方面，所以当今的学者们如何能够不断地在用“新”的观念去研究材料，能够不断移动自己对“新”的姿态或者是眼光，成为首要的问题。因为“新”像现在流行的现代性，现代性本身是移动的、多元的，每个人讲述的现代性的内涵都不一样，近代文学形态研究时跨学科的研究视角和古今中西多维度的对话交流便显得至关重要。

相比于传统文学研究，近代文学的新形态在于可以触碰到文学作品存在的物质形态。“我们研究古代很难，刘勰的对手是谁，我们都很搞不清楚了，可是我们知道胡适的对手是谁，傅兰雅的对手是谁，赵元任的对手是谁，黎锦熙的对手是谁，我们知道这个对手是谁，因为有大量的报刊杂志能够让我们知道。”戴燕教授认为这就是近代文学研究最大的魅力和乐趣所在：“有时候我就读杂志里边的读者来信，或者杂志的报缝里头会登一些书籍的广告，甚至日用品的广告，那个时候就觉得非常的愉快，因为你知道那些人不光是生活在一个语言的环境，到了今天这些都变成抽象的理论，但事实上其实他们是生活在一个实际的环境。”

袁一丹副教授从更加全面细致的角度阐述了近代新文学具有的物质形态。作为对西方“文本社会学”的呼应，袁一丹副教授强调在近代这个时段，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文学，不是一个抽象的文本，而是一个可以触摸的、可以翻阅的实物，所以一系列看起来很表面的文本形态、物质形态的细节问题，其实会影响我们对于文学的理解。“比如说文学书的开本有多少，它的版式是什么样的，是横排还是直排，它的分段标点、圈点、字体字号，包括纸的厚度，它是什么样的纸张，还有封面的设计，题签、切边装帧，甚至这个书本身的轻重厚薄都会影响我们，这是一个新的文学还是一个传统的文学，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发展出一套语汇来描述这样的一种新文学、近代文学的物质形态。”文本是没办法脱离物质载体而存在的，甚至文本的意义是附着在这样的一个物质界面上的，文本的物质形态有多个环节的作用，从作者到编辑者到赞助者到出版到印刷，诸多的环节都会影响新文学的形态。袁一丹副教授用“阅读界面”这一术语来指代近现代文学研究中类似于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书籍制度”，事实上近代形成了一种新的阅读的界面，这种阅读的界面也是一种新的接受视域。同时，受到夏济安“白对于黑的胜利”的理论影响，袁一丹副教授以“面相学”来指代近现代文学的物质形态，并运用在五四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对比研究中。一般讨论五四文学和通俗文学总会缠绕一个问题，即所谓的新旧问题、雅俗问题，但是从面相学的角度来考察，会发现通俗文学在晚清民初甚至到五四初期都很占其首。通俗文学早已在物质形态方面形成美学及规划品味，而新文学在这个时期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一套美学表达的词汇。日本学者将狭义的文学创作之外的“读与写”这两个跟文学相关的最基本但又不限于文学的行为，称之为“读写空间”，袁一丹副教授进一步指出近代的大变化，文学的大变化，就是“读写空间”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近代文学研究还没有能发明出一套词汇用来形容从晚清到五四的混杂有不断变化的新形态。

“大变局”中的近代及其文学的打开方式

正如传统与现代的平衡，中学与西学观念的融合，在近代大变局下的中国新文学研究，跨学科的视角和多维度的探讨是必然需要的，同时也不该忽视在近代文学的场域，各种学科的一拥而入该如何保持平衡。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编审马勤勤称之为“吊诡的错位”：“古代文学的学者向下探，发现了新的研究空间；现代文学的学者向上找，找到了新的起源语境；外国文学的学者向内求，获取了新的比较视野……然而，在我看来，近代文学研究的热闹与近代文学这个学科的弱势，却构成了一种吊诡的错位。” 

近代文学的弱势，一方面来源于对近代文学学科的定位。之前的研究，强调的是“文学”的近代，先后提出了两个研究范式——“过渡论”和“转型说”。马勤勤认为两种范式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近代文学作为一种新旧之间的文学状态，仍然是以‘现代化’为目的与终点。在‘转型’的范畴内，似乎只有传统文学在近代这里有了新变的部分，才值得书写；只有现代文学在近代这里有了源头性的部分，才会被赋予很高的评价。”马勤勤强调，近代文学的标准，不应以古代或者现代的标准，而应从“文学”的近代，到近代的“文学”，突出近代的主体性。造成其弱势的另一方面，来源于近代这一特殊历史时空的丰富性与异质性。马勤勤将被多方学科话语肢解和分割的近代文学领域称为其他学科的“跑马场”：“不同学科带着各自的问题意识和学科观念对近代文学展开的研究，一方面丰富了近代文学的研究样态，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我们理解近代问题的困难。”基于纯粹的近代文学研究者的立场，她提出三条可以借助的研究思路。

一是生成论的视野。近代文学之为近代，本就是与古代、现代不同的，古代、现代都有各自的主旋律可言；它们各自的稳定性和规范性，也都强于近代。作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近代的发生，不能一概而论，不适宜先做本质化的界定。这里的“生成”指的是作为近代文学“本体”的生成，而非现代文学“前史”的生成。

二是跨学科的研究。近代文学的驳杂和复杂，应该被重视。近代文学研究者习惯性的做法是“提纯”，是屏蔽掉文学之外的方面，把镶嵌在近代不同领域、不同话题、不同历史事件中的“文学”的部分切割出来，再按照自己需要的逻辑去组装和整合。这样是缺乏科学性的，要警惕剔除了文学之外的部分去自行归纳的做法。

三是打破时段。我们惯常的认识是近代文学是1840到1919年的文学，但不应该束缚住手脚，对纯粹的近代文学研究者来说，这80年是近代文学这个学科得以成立的根底，是这个学科在整个中国文学研究上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依据，也是体现近代文学研究者“主体性”的必要条件。但近代文学研究者的“主体性”不应体现在这里，近代文学的主体性应该体现在把“文学”还给“近代”，让近代真正成为“近代”，它不仅仅是谁的“流衍”，或者是谁的“背景”，也不仅仅是谁的“前史”。

日本关西大学内田庆市教授（右）

本次圆桌论坛围绕“近代中国文学新形态的发生与特点”，从傅兰雅的三个预判带给近代文学研究的启示开始，探讨了近代文学研究如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中回到“原点”去寻找和建构新文学形态的生成、近代文学如何平衡古今中西和多学科多维度的研究视角来凸显文学形态新的特点以及如何在跨学科的视域下保持近代文学的主体性等问题。但论坛对话中溢出的具有价值的学术议题远不止于此。如陈广宏教授关于早期文法修辞学与西方“回归语文学”的呼应，内田庆市教授关于早期传教士对汉语三种语体的发现与讨论，《马氏文通》与西方汉语语法书的对比研究等，都是近代大变局下，中国文学新形态研究中至关重要和可持续探讨的问题。

（供稿、摄影：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