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网 | 钟翀：在堆叠时空里探寻老城厢的原风景与建筑层累

自2020年以来，上海老城厢的改建进入具体实施阶段，目前已告一段落；对这座现今上海主城区范围内历史最为悠久、拥有千余年市镇发展史与七个世纪建县史的江南古城的再开发，正在进行之中。

对于如何把老城厢作为现代化大都市中的历史空间与历史景观去看待它的建筑遗产与地面遗存，目前有着多种方法和立场。不过笔者注意到，无论是研究者、规划设计者与开发建设者，还是当地居民、游客抑或历史城镇的发烧友，大家的一个共识就是：“上海老城厢的改建，不能把它做成一座假的苏州、甚至是假的周庄”（建筑师唐玉恩语）。

近年来各地涌现不少古城古镇和历史街区，简单的效仿、雷同的风格、缺乏质感的仿古建筑，确已成为通病，在热潮渐退的当下，其负面效应也已经显现出来了。可是，困难也正在于此。虽说传统的历史城市都是在漫长岁月中逐渐积累起来的物质形态，但不可否认，像上海老城厢那样既有着近千年的多层次时空堆叠，又因为近代化的历史变奏而逐渐陷入停滞与多样化经历的古城，也是为数不多的一个独特的存在。

开埠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激荡的时局、战火的摧残和易变的业态所带来的产权变更与建筑改建，一次次磨蚀了城内的传统建筑和历史街区，城市肌理愈来愈趋向于拼贴式与碎片化，以致于这座古城的性格变得模糊而难以识别；单就独栋建筑而言，现存晚明及近代以前的老宅已属凤毛麟角，连百余年历史的建筑也不多见了。但若因此就要作出这座古城已经失去保存价值、可以推倒重来的论断，显然为时尚早。

今天的上海老城厢，仍保留着自古以来江南水乡市镇特色的空间骨架与肌理基因，以及北宋以来多层次、多尺度的新旧空间要素的交织，并由此成为在用地条件、空间向度上有着如此丰富多样性的独一无二的一座古城。

基于这样的视角，本文将透过现今极目所见的层累建筑与城市肌理，由古及今地钩沉属于这座古城的特征性建筑层累，并追溯其独具个性的城镇初始构造，以及与其街市起源、原型相关的历史景观的本底（即“原风景”）。

老城厢的古层框架：超乎想象的古老街巷以及由其所形塑的悠久街市

从城市历史形态学的角度来看，每一座城市都是一个独特的生命体，由于生长、发育的不均衡性，最终形成拥有不同历史面貌与社会生态的建筑营建和时空层累。

在近现代的上海以及当代中国许多城市的建设中，大量的街道都是刚刚诞生出来的，快速伸张的路网给人以一种错觉，似乎自古以来街道的成长都是这样的速生且易变。而以康泽恩为代表的城市历史形态学理论揭示了在不同时代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下，土地利用方式与建筑肌理的变化程度存在显著的差别。

尤其在近代以前，城镇平面格局是最为保守的形态复合体，而各要素之中，街道的形状、走向变化涉及两边所有的土地和建筑，需要通过漫长的社会协商、动用大量公共资金，因此，街道又是最为固着而难以改变的，在一座历史城市里，它往往是构成其空间骨架最古老层次的关键要素。

循此思路再来观察今日的老城厢区域，虽然历经拆城与填浜、贯通与拓宽等改造工程，但由中华路、人民路围绕的梨形环路依然完整继承着旧县城的围郭格局，城内的街道系统也仍然大体维持着明嘉靖筑城之后的历史状况，其中的方浜中路、复兴东路、侯家路、凝和路、乔家路等街道，在位置、走向甚至曲度等细节上处处透露出这座旧县城乃至其更早时代城内方浜、肇家浜、侯家浜、薛家浜四大水系及其支流的古老形态。

这四条主河道及其沿河街道，与南北向的老北门街—穿心街—旧校场街—三牌楼街—虹桥大街—小桥街、县南街—县桥大街—太卿坊巷—大南门街、天官坊街—四牌坊街—曲尺弯—盐公堂—南梅家弄、东街—水仙宫前—小南门大街，形成了经纬交织的四纵四横型栅格状干线路网，由此构成老城厢的框架；这一干线路网与富于变化的次级河道、支巷组合，共同组成了这座古镇的独特城市肌理和极具自身地理辨识度的“栅格状复合水路型城镇”。

从微观角度对上述演化进程的研究表明：在这座水乡城镇，条带状的水路建筑阵列如触手般延展并不断交织加密最终形成网格状的街区。不过，在街区中央低地却往往保留着较多的田地。从地形上看，此类街区继承了圩田开发初期、四周高中间低的所谓“仰盂圩”的原型——其空间特征表现为四周民宅围合、中部低洼处则仍然留存着水田甚至池塘。

晚明城市内涵跃迁之后形成的“城市山林”

明中叶以降，此种由“仰盂圩”型聚落发育而来街区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海贼的长期袭扰，迫使原先分散在乡间的地主和知识精英携带着巨量财富集聚到了相对安全且物流发达的围郭城市里。在整个江南，就在这一时期大量兴筑的诸多府县城市里，突然涌现出众多田产与居地分离的所谓“城居地主”与退休官吏，他们在城中的积极营建，带来了城市内涵的重大跃迁。

而上海的城市景观也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深刻变化，正如建筑学者朱宇晖所言：“13世纪以来空间粗放生长的上海县城，在明中晚期，经历了知识精英阶层推动的一轮卓有成效的空间塑造与升级。”而到了晚明，传教士利玛窦看到的上海城是如此这般景象：

与其说它是乡村，不如说是一座遍地是花园的城市，因为这里到处是楼阁、别墅和住宅区。有很多学生和有功名的读书人，随之而来也便有很多告老还乡的官员，他们的宅院都很漂亮，但道路都很狭窄。这里的气候也非常宜人，因此人的寿命要明显高于别的地方，能活到八九十岁，甚至还有百岁老人。

经历这一次升级迭代的上海，已十分接近近代化之前老城厢的面貌了。著名的城内三大园林——豫园、日涉园和露香园，均构建于嘉靖筑城后不久，其园内水景都是利用该处旧有水路网络或就近挖渠引水而成。类似的利用或改造既有毛细水网、或引水开掘池湖的冶园手法，在此后城中的渡鹤楼（即清代也是园前身）、吾园、梓园等园林的营建中也十分普遍。

从这些园林的选址来看，露香园这样面积较大的园林置地于城西北之“旷地”自不待言，该处直至晚清仍是城中人户疏落之地，可以想像虽然交通不便但当时仍较好地保存了田园河网基底，适宜作为“城市山林”的冶园用地。

而豫园却构筑于城中最为繁华的方浜北岸、侯家浜之南，这一带早在筑城之前已“皆为县市”，筑城后其沿河地带均已成密集街区。不过，豫园就建在了方浜中段的北河沿背街之处，其时此处还是“旧有蔬圃数畦”的田地。同样的，日涉园也营造在了可以看成是这座市镇聚落起源之地的城南东街、县南大街之间，在这么一个早期建成的市镇老街区之中，却仍“有废圃一区，度可二十亩而羡”。

这两座园林在城市空间上的共同特点，透露出即使到了明代中叶，县城里的早期建成区和繁华街区之中仍然还有不少的田地或其他非建成用地——很可能往往就是利用了原先“仰盂圩”内部中空低洼之地。关于这一点，联系苏州城内的园林如沧浪亭、怡园、网师园等，也都有着与之相似的“口小腹大”特点，即这些园林都是临街入口狭小而其宏敞的主体部分均建在了街区的中部，反映出当时江南城市盛行的园林营建中普遍存在的土地利用模式及其深刻的聚落发生学、历史景观学基础。

宋元以来从市镇到县城的官方衙署与公共建筑

在上海老城厢的生长过程中，宋元以来从市镇到县城的发展过程中营建的各类官署与公共建筑扮演了突出的角色。

从历史沿革来看，上海的初期聚落形成史尚不明朗，但至迟在北宋天圣年间（1023—1032）应已设置酒务，成为秀州下属17座设务市镇之一，在当时应该也已是江南大镇了。大约从南宋理宗朝始（约1255年前后），朝廷在上海置“市舶分司”以承接远洋贸易，卓越的区位优势与航运条件，使得该地在与青龙、江阴黄田、太仓浏河等商贸口岸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至南宋末升格为“镇”，元初更是一度设为市舶司。

到了元代至元二十八年（1291）建县后，根据当时本县教谕唐时措的叙述：“襟海带江，舟车辏集，故昔有市舶、有榷场、有酒库、有军隘，官署儒塾，佛宫仙馆，甿廛贾肆，鳞次而栉比。实华亭东北一巨镇也。”其中虽不免溢美之词，但其中有关市舶、榷场、酒库等陈述均是实情。而到明代中期筑城之后，上海更是“谚号为小苏州，游贾之仰给于邑中者无虑数十万人”（明代本县人陆楫《蒹葭堂杂著摘抄》所述），也反映当时此地确已发育成为一座十分繁华的江南县城。

老城厢这样的履历，也为它留下了数量众多的衙署祠庙以及围郭城濠等多种功能各异的公共设施，虽然历经千年沧桑与数度改朝换代，时至今日，仍有一些建筑实物或遗存以及诸多地文印痕可资回忆。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秋，为防倭寇攻掠，上海县吏民用两个月时间日夜抢筑了一道周长5800余米的城墙，此次筑城形成一道环状的城濠，在原先这片水乡市镇的低平天际线上，突然耸立起一座高大巍峨的城郭，成为了此后四个世纪上海县城的地标性建筑，并在很大程度改变了该市镇的旧有格局——如新开挖的城濠利用了北侯家浜、榆木泾等自然河道，新筑的城墙也打断了原先县市与滨浦街区之间的路网与河网。

不过，在民国初拆城之后，这一壮大的城濠系统仅留存了大境阁一处比较完整的附属建筑，其他的如制胜台等建筑仅留有碑额一座（今嵌于大境阁墙体）。

原在城墙上的天后宫，创自南宋，因其地处县城东北端，下抵潮流，而成为中古以来往来上海的航标，明筑城后复建于东北城墙之上（今古城公园处），更增壮丽之姿，是当时县城最高处，登楼可眺望城厢内外和浦江风光，是旧沪上八景“凤楼远眺”的由来，可称得上是老城厢内最具历史价值的公共建筑之一。

该处建筑后被拆分并迁建于河南北路与松江方塔园，近年又得以重建，惜其已非历史旧址。当然，作为一种具有强烈线性特征的大尺度功能地块，城墙系统的平面特征与地形轮廓（即所谓“形态框架”）仍对老城厢带来强有力的影响——拆城后刻画出的沿旧城墙线的环形街道——人民路与中华路，为这一片平整连续的栅格状路网街市叠加了独特的梨形环线。

就公共建筑实物遗存而言，现今老城厢内虽然仅存明清城隍庙宫观群、清天主堂、清文庙、清慈修庵、民国警钟楼等数处，不过，根据近年来同济李颖春等团队地毯式建筑普查的成果，若以建筑构件或局部建筑的留存而言，事实上在老城厢内尚有为数不少的早期祠庙类建筑构件，如城南乔家路地块的原罗祖庙、光启南路的徐公祠等建筑内留存的明代构件等，其他的包括牌坊残件、假山残件以及老城内随处可见的大量石刻界桩等历代遗存，都是这座城市联结历史上的荏苒光阴与阴晴风雨的重要记忆。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决定城市肌理和尺度的关键要素之一，继承传统建筑的产权而来的旧有地块基底，也是老城厢中颇具历史价值且长期为大众所忽视的一类地文印痕。

以上海最早的政府管理部门、即距今千年前的北宋初所设榷酒机构“上海务”而言，其地块在今老城厢小东门内原健康苑区块，该处旧址的历史，历经北宋上海务及安抚司酒库（时人称“上海酒库”）、元代的税课司、明代的察院，清代的海关署、皇华馆、海防厅，辛亥革命后陈其美于此设沪军都督府，民国时改为石库门式“福昌里”，即今健康苑。虽然地面建筑多次变更改建，但地块犹存，根据目前对于江南如宁波、嘉兴等地的酒务发掘推测，其地下仍有丰富遗存的可能，亟待加以维护与发掘。

类似的地块留存还可见于上海县署、上海道署等衙署机构，以及旧址仍存的水仙宫、火神庙等祠庙类地块，建议应尽早开展专门的评估与规划。

近年来，随着老城厢拆迁改建的展开，出现了许多重新发现其城市空间历史、文化、建筑价值的活动，这一价值观的转变有着值得深思的社会背景。

经过近40年在中国发生的人类史上最大规模城市化激变，整个社会在经历了高速扩张热潮之后将逐渐回归新的常态，人们开始冷静检讨自己迈向现代性的无情脚步与惊人步伐，越来越多的游客加入了“城市行走”的行列，乐于以自己的脚步去丈量街区、阅读建筑，去理解一座城市的历史和文化。

现代的老城厢，虽因堆叠层次过于复杂、城市肌理过于碎片化而很难直观把握其整体图景，但如果我们方法得当，就能从看似混杂的表象背后发现这座古城自身历史文脉上的建筑层累与极具特色的原风景。而对于此类新旧要素拼贴、富于空间变化的古老城镇的有效探索和认知，不应孤立地看待留存于斯的一幢幢建筑实体，而更需要拓展研究的视野，更具包容性地去查证、体会不同时空层次与尺度下的各种特定组构与地方构型、及其背后的历史记忆与事件刻痕。

为说明这一点，笔者想引用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关于一座城市的历史与空间尺度关联性的生动描述：

组成这城市的并不是这些东西而是它的空间面积与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灯柱的高度、被吊死的篡朝者摆荡的脚与地面的距离；系在灯柱与对面铁栏之间的绳索、女皇大婚巡行时沿路张结的彩带；栅栏有多高、偷情的男子如何在黎明时分跃起爬过它；檐槽的斜度、他闪进窗子时一头猫怎样沿着檐槽走过；突然在海峡外出现的炮艇的火器射程有多远、炮弹怎样轰掉檐槽；渔网的裂口、坐在码头上的三个老人怎样一面补网一面交换已经讲过一百次的炮艇和篡朝者的故事——有人说他是在襁褓时就给遗弃在这码头上的、女皇的私生子……

笔者近十余年来在坚持体验老城厢的过程中，一直担忧这座古城的改造可能因缺乏对城镇聚落本底和历史景观的深刻鉴别、以及对其地方性和历史纵深认知的不足，而将其仅仅视为“前现代的残余”并由此陷入被简化为剥离了历史文脉的单调、同一境地。为此，也希望此文的看法能为老城厢的开阔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展现江南华丽市镇文明与精致敏感度的规划设计，提供更多向度的思考和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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