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大数据与教育决策实验室举办第二届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学术会议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是基础教育，龙头是高等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进程中，面对不确定的数智化发展趋势，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究竟该如何及时回应政府要求、适应社会需求及实现对高质量发展的追求？是因循守旧、固步自封，还是求新求变、顺应潮流？又如何去评价这种转型是否满足各方需求？在澳门金沙城中心建校70周年之际，针对上述热点话题，5月10日下午，教育大数据与教育决策实验室举办第二届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学术会议，邀请清华大学、厦门大学和澳门金沙城中心的专家进行深度分析与讲解。

教育大数据与教育决策实验室主任、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桑标教授主持本次会议。来自华东理工大学、上海大学、澳门金沙城中心、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以及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等沪上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和学生100余人聆听了专家们的真知灼见。

2023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并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个新概念。此后，他又多次在不同场合进行了强调。从本质上理解，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内核的生产力。高校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但是，这种优势如何有效地加以体现，高等教育又该如何应对新质生产力的要求？这需要辩证思考，科学施策。厦门大学刘振天教授对新质生产力与高等教育改革两者辩证关系进行了阐述。他回顾总结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系列重要论述，认为，新质生产力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方向，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新发展。由于新质生产力的三个要素，即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都与教育有着直接的关联，因此，教育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础。对于高校而言，一方面，高校在科技创新上具有先天优势，是新质生产力理论研究的高地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人才供应地，能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因此，高校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重要力量和战略支点；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高校科研创新带来了更多的研究方向和研究目标，提供了更多的前沿技术需求和技术应用场景，促进高校科研水平的提升。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人才培养模式的变化，推动了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深度融合。新质生产力又是推动高校变革的源泉。为顺应和支撑新质生产力，高校可以在构筑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科技创新策源高地、构建以创新为导向的教育评价体系、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布局、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以及深化教育对外开放等方面加以主动变革、深度创新。

教育评价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指挥棒，有什么样的教育评价,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向。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为此，2020年10月，中办国办印发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在清华大学史静寰教授看来，教育评价是对教育活动满足社会与个体需要的程度做出判断的活动，是对教育活动现实的（已经取得的）或潜在的（还未取得，但可能取得的）价值做出判断，以期达到教育价值增值的过程。正因为涉及到价值判断，所以教育评价既是学术问题、政策问题，也是社会问题等，具有高专业性、高利害关系、高责任感和协调性等特点。大学评价是教育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全球性和必要性。从全球性来看，从评价技术引发出来的大学排行榜成为高等教育全球化的一种世界性趋势，从必要性看，大学评价是向消费者展示实力的重要方式，也是一种话语权的表现，甚至成为一种最有效的政策工具。目前，社区参与（社会服务）以及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度正成为大学评价的新关注点。当前，大学评价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方面，大学的内涵本质与传统意义上的大学有了新的变化，且功能类型持续多元多样，新型大学样态层出不穷，另一方面，全球已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国家高等教育发展进入了普及化阶段，大学评价的目标、对象及功能定位也要与之作相应的调整与改变，即评价标准由相对单一的学术维度向综合的促进社会发展维度转换；评价的内容也要从“给定性”转向为“给定性与可选择性相结合”，以更好刻画大学的发展水平；评价方法要由“注重定量”向“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转变；评价结果实现“求同”向“求同与求异相结合”转变，以促进高等教育系统活力的焕发。同时，还要尊重院校差异，加强分类建设和评价。

在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双重叠加发展的时代，人工智能对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日益加深，人们对这种影响的观感和体验也在明显增强。近年来，在科技领域一种以人工智能驱动的研究方式日渐成为潮流，AI for Science也常常见诸于报刊和学术文献。那么，这种新的研究范式对教育研究会产生哪些影响？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澳门金沙城中心副校长李晔教授从回顾人工智能发展的三个阶段出发认为，AIGC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AI时代。AI时代的到来，人们也面临着“教育三问”，即AIGC的来临是否标志着智能可以合成？如果可以合成，那么，人工智能的“智”与教育领域中广义的“智”有何区别和联系？如果技术可以生成智慧，它将如何推动教育的变革？换言之，AI时代教育变革迫在眉睫、势不可当，要在“变”与“不变”中寻找新的平衡。所谓“变”，即教育的内涵从传统的教会学生“已有的知识”到教会学生会自己“生成新的智慧”；教育的环境从师生互动、语言是主要传媒转向场景是媒介的“师-机-生”三维立体互动；教育的手段突破时空限制实现多学科交叉目标，根据问题导向推动与现实紧密相连的项目化学习。所谓“不变”，即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责任始终不变，因材施教、有教无类的教育理想追求不变。变的是形式和过程，不变的是教育的内核和目标。他还认为，教育的变革不是AI简单的赋能，而是在AI时代背景下形成新的范式，既要打破AI变革中的“吉登斯悖论”，又要穿越AI时代教育变革的“恐怖谷效应”。教育的新变革也催生了教育研究的新范式，一方面，AI使教育研究成为大学科，比如借助AI，能使“德”变得可测量、“心智”可以计算、“课程”可以创造；另一方面，发展基于人工智能的教育研究范式还需要汇聚年轻的专家，获得新颖的思路，打破科技前沿与生活界限，在数据融合一切的背景下实现技术的交叉等。

（供稿、摄影：教育大数据与教育决策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