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 | 姚霏：在公共建筑中触摸近代上海的红色往事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海的石库门中。纵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众多实践，无论是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还是秘密状态下的蛰伏，确实主要发生在石库门里弄建筑内。而翻开上海的红色纪念场馆名录，名人故居占据半壁江山，同样意味着上海的红色文化主要依托民用建筑而存在。

        但我们可能忽略了，在上海体量庞大的公共建筑脉络中，同样流淌着红色血液。建筑是砖石木的排列组合，但建筑文化并不简单讲述建构的历史。建筑文化依附于特定的物质空间，同时也给物质空间带去新的生命。触摸近代上海公共建筑中的红色往事，能为我们展现一个初心之地上海的真实形象。

塔楼上的那抹红色早在1920年便已酝酿

        1917年和1918年，南京路近浙江路和湖北路的北南两面，两栋西式高楼腾空而起。它们是中国最早一批环球百货公司的代表——先施公司和永安公司。自此之后的近20年，南京路西段相继崛起新新公司和大新公司。超大的建筑体量和空间规模、琳琅满目的商品种类以及将娱乐功能归于一身的百货公司大楼横空出世，开启了中国商业空间的全新格局。在百货大楼里开设新式旅馆亦逐渐成为一种风尚。翻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地图和百业指南会发现，上海先施公司附设有东亚旅馆，而一街之隔的永安公司则兼办大东旅社。两者名字相仿、物理空间接近、知名度不相上下，一时间传为美谈。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抵达上海。他化名安德莱森，公开身份是《东方经济学家》记者。    他        与此后到达上海的尼克尔斯基，白天分头调研中国的共产主义小组发展情况，晚上回到马林住所交流信息，最终提出了尽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建议。而马林最初的住处就是南京路上的一家旅社。很长一段时间，学界普遍认为这家旅社是位于永安公司内的大东旅社。直到有学者发现1922年2月13日荷兰驻华公使致中国外交部的照会原件，其中提到马林在上海时住Oriental Hotel，为我们辨析马林住处提供了帮助。借助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档案数据库可以发现，Oriental Hotel往往与Sincere Building或550 Nanking Road一同出现。而在收藏于上海档案馆的《先施公司二十五周年纪念册》里，东亚旅馆被明确翻译为Shanghai Emporium&Oriental Hotel。而大东旅社的“驻客用笺”上则印着The Great Eastern Hotel。由是，我们可以确定，马林入住的其实是先施公司楼内的东亚旅馆。

        当然，永安公司大楼也镌刻在上海革命史的功劳簿上。近代上海，西式建筑往往通过高耸入云的塔楼来彰显其地标性。上海解放前夕，永安公司的中共地下党员为迎接解放，赶制了一面红旗，并于5月25日凌晨插上公司楼顶的绮云阁。这时，潜伏在北面的国民党军队扫来一排机枪子弹，打断了旗杆。地下党员乐俊炎找来竹竿,冒着生命危险再次升起红旗。这是上海解放时南京路上升起的第一面红旗。随后，先施、新新、大新等百货公司的楼顶红旗相继飘起，震撼十里洋场。在永安公司绮云阁上升起的这面红旗,不仅迎来了上海的解放,也见证了南京路的新生。

        与此同时，不远处的新新公司也正在酝酿一场“空中风暴”。建成于1926年的新新公司，拥有上海第一家华商电台。自1927年3月18日首播后，每日播音数小时的新闻、商情及各种音乐京调小曲，不时还开设特别节目，深受市民欢迎。1949年5月,中共新新公司党支部为迎接上海解放,特派数名地下党员控制、掌握设在公司五楼的电台的关键技术。5月25日凌晨，解放军队伍进入南京路，新新公司党支部按照原定计划占领电台。播音员李云森含着激动的泪花向全市人民宣告“上海解放了”的胜利消息。伴随《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上海也迎来了黎明的曙光。

借一方宝地纾一场反帝反军阀的快意

        近代上海的公共建筑并非只有西式建筑，传统中式建筑也为中共革命活动提供了重要场域。

        今日，位于苏河湾的天后宫旧址俨然成为新晋网红打卡地，但历史上，上海的天后信仰由来已久。早在南宋咸淳年间，上海镇市舶司便计划在小东门外黄浦江边筹建天妃宫，并取名“丹凤楼”。“凤楼远眺”成为很长一段时期的“沪城八景”之一。清康熙年间开放海禁，天妃被封为“天后圣母”，成为沿海地区重要的官方信仰。由于丹凤楼损毁严重，光绪五年（1879年）出使俄国的大使崇厚奏请重建天后宫。最终，选址上海县二十五保一图、淞沪铁路旁建天后宫和出使行辕。这座天后宫占地4.86亩，由头门对楼、戏台、东西厢房（看楼）、钟鼓亭、天后大殿、寝宫楼等构成。山水图案的砖雕、歇山飞檐的戏台、翼角翠飞的大殿，特别是戏台的穹隆状蟠龙戏珠藻井，无不彰显出其规格之高。1899年，天后宫被扩张的公共租界纳入范围，但约定永属中国官产。这一举措，让天后宫成为许多反帝爱国活动的实践地。

        1924年，一位20岁的四川青年走入天后宫。他是刚刚入学革命色彩浓郁的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新学生，名叫黄仁。热心社会活动的他，参与了当年7月由上海学联主办的上海夏令讲学会社会问题研究会，并当选委员。1924年10月10日，黄仁与同学一起赴天后宫参加纪念双十节国民大会。由于鼓掌赞成反帝反军阀的演讲，竟被控制会议的国民党右派收买的暴徒殴打。后因伤势过重，逝世于宝隆医院。

        五卅运动爆发后，为了推动商人罢市，中共决定由上海总工会负责人李立三以及上海市学联、上海各马路商联派代表，促成上海总商会同意罢市。协商的地点自然设在一旁的天后宫。茅盾在回忆五卅运动史时转述夫人孔德沚的亲眼所见：许多女学生和女工聚集在天后宫戏台前的空地上，随后越来越多，把这空地挤满了。孔德沚也跟着大家喊口号：不宣布罢市，我们不回家。最终，总商会同意参与罢市。

        几年之后，在城南的另一处天后信仰场所，一场真正的斗争拉开帷幕。沪南三山会馆，由福州果桔帮商人建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据《民国上海县志》记载：“殿宇宏丽，供湄州妈祖天后像。殿前为戏台，后为楼，西为园池，石亭台，参差掩映，缭以西式砖墙。”1926年10月、1927年2月和3月，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响应北伐、推翻军阀政府在上海的反动统治，先后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前两次起义，由于条件不成熟和缺乏经验等原因而失败。1927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联席会议决定，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3月21日中午12时，上海80万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下午1时，南市、虹口、浦东、吴淞、沪东、沪西、闸北等七个地区同时举行武装起义。三山会馆厢楼西面的建筑，便作为南市指挥部和工人纠察队南市总部。可以说，这座上海唯一保存完好的晚清会馆建筑，见证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历史风云。

从敌人的眼皮子底下逃出生天

        和普渡众生的信仰空间不同，近代上海的高级旅馆往往被视为洋人和上流华人的专属空间，更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革命无关。但事实上，作为近代上海重要的公共空间，这些酒店旅馆里往往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智斗。

        今天外白渡桥北堍的黄浦江畔，伫立着上海最早的西式饭店——浦江饭店。这栋几乎伴随上海开埠和城市发展进程的饭店，在诞生近半个世纪之后，开始新一轮的建设。1910年竣工的礼查饭店新楼基本形成了现浦江饭店的建筑框架和外貌：钢筋混凝土与砖木混合结构的六层楼房，高31米，外观采用英国古典主义形式，立面呈三段式，与外白渡桥南的外滩建筑和谐统一。由于凹面较多，饭店内部光线较差，但并不影响住客可以通过挑出的阳台凭栏远眺黄浦江和苏州河的美景。

        这栋原本多为外国宾客入住的饭店，在1927年5月迎来了一对神秘的住客。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上海大肆捕杀共产党员。迫于形势，周恩来被迫转移到距离租界较远的吴淞徐家宅一处小阁楼上继续工作。5月上旬，根据上级指示，他与从广州赶来的邓颖超一同避入礼查饭店311室。邓颖超曾对此有过提及：“礼查饭店是一家高级饭店，当时住的都是外国人和高等华人。我们住进去后也要充阔佬，恩来穿的是西装革履，我身穿旗袍，脚上穿高跟鞋，冒充阔太太。”5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周恩来经过化妆，在地下交通员的陪同下，离开饭店到达不远处的公平路码头，登上了一艘前往武汉的英国轮船。

        事实上，大革命失败后，这样的故事常常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上演。邓颖超晚年这样追忆峥嵘岁月：“我和恩来同志从来不敢上电车，因为我们从五四时期起一直是公开活动的，国民党人都认识我们，认出来了就不行。出去，必定是清早出去，深夜十一二点回来。我们的住处只有两三个同志知道。还经常搬家，有的地方住半个月，有的地方住一个月，有的长一点，但住一年就了不起了。”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往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结束了中共中央在上海的艰苦斗争，但黄浦江畔的惊心动魄仍在上演。

        1937年3月至7月，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在沪与国民党开展谈判，并秘密布置地下工作。其间，一度下榻四川路桥北堍新建的新亚酒店。据台北“国史馆”公布原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史料显示，国民党军统特务曾秘密监视周恩来。另据原国民党军统西南站站长沈醉回忆，上海区集中大量特务监控跟踪，戴笠还亲自布置指挥。尽管周屡有外出，却始终没有发现他与中共地下工作的联络。其去过的戏院、商店、餐馆等处，后经长久调查，仍毫无结果，气得戴笠大骂上海区的特务“饭桶”“不中用”。原来，长期领导特科工作的周恩来早就发现酒店住房的左右和对面房间都有人监视他，连服务人员也有特务充当。于是，他常选择在黑洞洞的电影院里与上海地下党同志见面。电影结束，站在门外的特务只看到周恩来出来，却不知道接头的同志早已躲在散场人群里分头离开。红色特工的智慧在充分利用不同功能的城市建筑时尽显无遗。

从光影空间出发我们的征程是千里江山

        1930年代的上海已经成为中国的电影之都，电影院成为上海最时髦的公共建筑。和众多声名显赫的影院不同，国人自建的影院往往很难跻身首轮影院，但它们是国产影片的“忠诚卫士”。坐落于今天北京东路780号的黄浦剧场，原名“金城大戏院”，于1933年由国华影业公司经理柳中浩、柳中亮兄弟筹资建造。1935年5月24日，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影片《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在这里首次唱响，并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同年8月16日，上海音乐、戏剧、电影界爱国进步人士冲破白色恐怖和重重阻力，在金城大戏院举行聂耳逝世追悼会，《义勇军进行曲》的悲壮旋律再一次响彻金城大戏院。抗战时期，这首歌曲化作战歌，纵横大江南北。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如今，黄浦剧场内设有“《国歌》从这里唱出”的展览画廊，成为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事实上，这一时期的上海剧场里，不时演绎着左翼文化的魅力。1937年8月20日，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在卡尔登大戏院宣告13个救亡演剧队将奔赴前线和内地开展抗日宣传活动。9月3日，平均年龄十几岁的“孩子剧团”在恩派亚大戏院成立。从1937年至1942年，他们行程8000多公里，足迹遍布苏、皖、豫、鄂、湘、桂、黔、川等八省区57个县市，演出街头话剧500多场，被茅盾誉为“抗日战争血泊中产生的一朵奇花”。即使在沦陷时期，上海的话剧人仍在黄金大戏院等处举行联合义演，为难民和新四军筹集款项。可惜的是，这些剧场旧址大多不存。

        抛开众多“摩登”的电影、话剧剧场，传统戏曲在近代上海也拥有自己的拥趸。位于福州路的天蟾舞台，是上海历时最久、最具规模、最具影响的戏曲演出场所，曾有“远东第一大剧场”“不进天蟾不成名”之美誉。为实行“机关家庭化”的隐蔽工作模式，1928年春，在上海担任党中央会计工作的熊瑾玎以商人身份租下云南路447号(今云南中路171-173号)生黎医院二楼的三间房间，挂出“福兴”商号的招牌，对外声称经营湖南纱布。之所以选择该处住房，很大一重考虑便是充分利用天蟾舞台源源不断的客流掩护人员进出。1928年夏到1931年4月，这里是党中央政治局机关办公地。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江苏省委的领导周恩来、项英、瞿秋白、李立三、彭湃、李维汉、李富春、任弼时、邓中夏、邓小平等经常到这里开会。一些全国性的重大问题，如顺直省委、江苏省委纠纷问题的解决，中央对各地红军发出的重要指示，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三中全会的准备工作，均在此讨论酝酿。这里是中共中央在上海期间使用时间最长的一处机关。2020年，这一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修旧如旧对外开放。在二楼展示厅中有一道门，打开后能看到投影出的戏院内景，暗示着这一选址“大隐隐于市”的智慧。

在推杯换盏间一个崭新的上海准备就绪

        新式澳门金沙城中心作为近代西方文明传入后的重要成果，往往备受关注。近代上海大中小学内，不乏经典的公共建筑。

        今天的南昌路雁荡路口，伫立着一栋通体红砖、西班牙风格的六层大楼。这栋建成于1930年的建筑上刻有几个大字“中华职业教育社”。这是近代中国著名教育家黄炎培联合蔡元培、梁启超、张謇等48位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创办于1917年的教育机构，倡导“双手万能，手脑并用”“敬业乐群”的教育理念。中华职业澳门金沙城中心相继培养了华罗庚、徐伯昕、顾准、秦怡等一大批杰出人才，成为当时国内外颇有影响的“最富有实验性的澳门金沙城中心”。大楼朝南处狭窄，仅够开一扇气派的大门，向北延伸的东立面才是沿街的主体。1936年1月28日，继锦江川菜馆之后，董竹君又在中华职业教育社东侧开设了“锦江茶室”。这家广招女性担当服务员的茶室，一度被认为是上海女性职业的荣光。但这里，还有另一重身份。很长一段时间，这里一度成为进步人士聚会、交流的集中场所，更是中共地下党员、左派人士的秘密联络地点。出版家范用曾提到：“解放前在上海，有同志告诉我，有约会，有两家饭店尽可以去，那里保险，一是梅龙镇酒家，再就是锦江茶室，只知道这两家饭店是‘我们的朋友’开的。”中共上海地下党员林国安回忆：“（锦江茶室）经常有党、军、政、特务来这里喝茶。我们的同志就注意收集他们在喝茶时流露出的言论……有时我们通过老板董竹君了解在递茶时听到的情况。”1945年秋国共和谈期间，邓颖超专门抽出时间到董竹君家中看望，并指示她利用在上海的有利条件做好地下工作。用董竹君自己的话来说：“多少年来锦江始终是围绕着两个‘红’——一是营业‘红’，二是革命‘红’。”

        作为中国第一所由教会创办的现代高等学府，成立于1879年的圣约翰大学，是当时上海乃至全中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顾维钧、宋子文、荣毅仁、邹韬奋、林语堂、张爱玲、贝聿铭等校友从这里走出。1929年12月，一座钢筋水泥和砖木混合结构的中西合璧式建筑在距离校门约100米处建成。两层的楼房，上层是可供交流、会议、文娱活动的交谊厅，下层是大小11间房，供学生社团使用。鉴于主要用于交流交际活动，便取名交谊室（后更名交谊楼）。

        1949年5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带领华东局机关和接管干部队伍，从江苏丹阳乘火车到南翔，继而乘着吉普车直接来到苏州河边圣约翰大学。在交谊楼内，陈毅和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长胜等胜利会合。在此地，陈毅向各部队下达指示，要求加速消灭盘踞在各大工厂的国民党军队，保证工厂不受破坏。而关于华东局入城后的驻扎地点，经讨论，众人决定将瑞金二路上的原国民党励志社作为临时办公地点。至此，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完成了历史使命，接管上海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为了纪念这次重要的“交谊”，圣约翰大学交谊楼被称为“解放上海的第一宿营地”。今天，在苏州河华政段，27栋国宝级圣约翰大学近代建筑“破墙而出”，不仅讲述着这所校园的前世今生，更见证着这座城市的红色时刻。

（作者为澳门金沙城中心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历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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